中国改革开放宏观经济市场分析报告.pptx

中国改革开放宏观经济市场分析报告,2018 年 11 月 20 日,正文目录,一、历史：改革开放的曲折进程.41.1 开端：1978 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41.2 推进：1984 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化占优势地位）.51.3 曲折：1988 年，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计划为主，市场为辅） .71.4 进阶：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8二、成果：改革开放带来了什么. 11三、原因：改革开放改变了什么.153.1 改革：资源重新市场化配置，要素得以自由流动 .163.2 开放：发挥比较优势“走出去”，国外资金与技术“引进来” .19四、展望：经济增长新动能将来自于改革开放的再起航 .20,图表目录,图表 1图表 2图表 3图表 4图表 5图表 6图表 7图表 8图表 9图表 10图表 11图表 12图表 13图表 14图表 15图表 16图表 17图表 18图表 19图表 20图表 21图表 22图表 23图表 24图表 25图表 26图表 27图表 28图表 29图表 30图表 31图表 32,全国粮食总产量（万吨）.5全国棉花总产量 （万吨） .5城乡人口比重的历史走势（%）.6国企亏损额历史走势（单位：亿元）.9国企数量与职工数的历史走势（单位：万）.9财政收入“两个比重”历史走势（%）.10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速变化（%） .10改革开放时期的投资消费变化（%） .11改革开放时期的物价变化（%）.11我国通货膨胀的历史变化（%）.12GDP 全球占比（%） .13GDP 全球占比（以购买力平价计算，%）.1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历史变化（%）.13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历史变化（%）.14不同企业类型的工业企业数量占比（%） .15不同企业类型的工业产值体量占比（%） .15城市化率（%）.15三大产业结构占比（%）.15劳动力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单位：万人） .16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16人口向私营企业流动（万人）.17规上工业企业中不同企业类型负债占比（%）.17流动人口（人户分离）占比历史变迁.17北京上海广东常住人口占比历史变迁（%）.17各省市常住人口 / 户籍人口（2016 年）.18生产者 / 消费者（15-64 岁定义为生产者）.19生产者 / 消费者（25-64 岁定义为生产者）.19我国外储于 21 世纪开始急剧攀升（亿美元）.20外贸与投资带来的外汇储备积累（亿美元） .20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亿美元）.20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在整体进口额中占比.20生产效率周期与房地产周期.21,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得以成就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推动因素。正是基于改革开放的政策铺垫，我国的人口红利、技术后发优势才得以切实地发挥效力，生产效率才能持续性地显著提升，才能彻底摘下“短缺经济”的帽子；否则，我们可能还会在更长时间里深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贫困状态。,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聚焦点是“市场化”与“对外开放”。在改革的推动之下，我国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变，而在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导之下，我国的资源配置、生产经营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人口、资本等资源要素由此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利用。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大量的外贸盈利和外资流入红利，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助推下，我国在资本积累与国外先进技术引进上得以大踏步迈进。,反观今日，二十年前的改革红利已经逐步褪去。近十年我国生产效率增速开始趋势下行，连带着我国经济增速也随之趋势向下，即使是连续三轮的房地产刺激周期也没能改变这一趋势。中短期来看，当下我国还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国内防风险去杠杆、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在国际环境明显恶化、国内经济旧动能逐步减弱的当下，新动能亟待崛起。,全球创新的停滞引发了全世界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担忧，但值得尤为关注的是，与部分发达经济体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可能并不仅仅来源于创新的推动，还可以来源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推进。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重要场合上的讲话已经清晰地表明了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态度（降低关税、扩大自贸区等举措预计也将逐步落地），而在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的同时，改革的深化也是同等重要的一环。,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了“决定性作用”，但在朝着市场化迈进的路途中，我们的改革空间还有很多，由此可能释放的潜能和红利也还很大。我们认为，未来值得重点关注及努力的改革方向包括：进一步推进户籍改革，满足农民在城市生活的社保、医疗、教育需求，进一步提升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延缓人口红利的消退；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在吸引更多人在城市就业的同时，需要相应提升城市所稀缺的公共服务供给，而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扩大对民营经济的开放是值得考虑的方式；赋予国企与民企更加平等的地位。经过上一轮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客观来说，目前国企在资源获取（融资、土地等）方面仍具特有优势，而只有更加公平、更加充分的市场化竞争环境才能进一步提升整体的经济效率。扩大直接融资的发展。目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对风险相对较高、生存周期相对较短的小微与民企的融资难以起到较好支持，未来金融改革需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向扩大直接融资的方向推进；与此同时，打破城投刚兑，降低城投“低风险高收益”特征对一般民企直接融资的挤出也是未来需要努力的重要方向。,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经济奇迹，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得以成就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推动因素。正是基于改革开放的政策铺垫，中国的人口红利、技术后发优势才得以切实发挥效力，生产效率才能持续性地显著提升，才能彻底摘下“短缺经济”的帽子；否则，我们可能还会在更长时间里深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贫困状态。反观今日，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已经在逐步褪去。近十年来，我国生产效率增速开始趋势下行，连带着我国经济增速也随之向下，即使是连续三轮的房地产刺激周期也没能改变这一趋势。中短期来看，当下我国还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国内防风险去杠杆、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在国际环境明显恶化、国内经济旧动能逐步减弱的当下，新动能亟待崛起。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成就我国经济奇迹的伟大举措进行回顾与分析，并希望以史为鉴，为当下中国经济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指明道路。本篇报告将从历史回顾、成果介绍、原因分析、未来展望四个部分来展开。一、 历史：改革开放的曲折进程1.1 开端：1978 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指导下，1978 年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1978 年 12 月 18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并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的论调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市场的概念开始逐步兴起。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轰轰烈烈地推进。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开始。1978 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人冒着风险按下手印所订立的大包干契约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序幕，80 年代初以双包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流的多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相继出现，同时在 1982-1986 年五个一号文件所营造的政策蜜月期之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在全国各地迅速铺散开来。承包责任制改革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还促进了农民与土地的解绑与民营经济的重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成效：,“,其一，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改革方式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从 1982 年开始，我国连续三年出现了粮食的超速增长，由于粮食产量超过当时较低水平的有效需求，1984 年甚至出现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粮食相对过剩，最终引发“仓容危机”。无论如何，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帮助下，长期困扰我国的吃饭问题很快得到基本解决。其二，承包责任制与土地的转包将大量的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乡镇企业的崛起。家庭联产承包取代人民公社集体生产，革除了新中国几十年农业经营体制上的积弊之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实际需要的经营农业的人口显著下降，农村出现建国以来第一次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与此同时，供给充裕的农产品也急需进入市场流通。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的转包应运而生并在农村地区不断扩展，1983 年我国有近 1 亿的农民脱离土地经营（其中很大,“,部分是土地转包出现以后产生的）1。解放出来的人口顺势开拓农村的各个非农经营领域，各种形式的乡办、村办、镇办和合作办企业异军突起，最终逐渐上升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推动农村经济逐步走向市场。乡镇企业的兴起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意味着在 1956 年被消灭的民营经济的复活。到 1986 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有 1515 万家，实现的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2。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本质上解决的是土地的问题。虽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国土地的所有制属性并未发生改变，并没有进行土地的私有化，但改革却以承包制的形式将土地的使用经营权返还给了农民，如此，农民被人民公社压制二十年的生产积极性得以彻底解放 。当然，家庭联产承包制也为人口流动桎梏的松绑、民营经济的再度重生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在相应推进。1980 年 7 月，中央批准开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 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半场，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与旅游事业”3。,全国粮食总产量（万吨）,全国棉花总产量 （万吨）,1.2 推进：1984 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化占优势地位）在初尝改革的甜蜜果实之后，1984 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攻坚推进。1984 年 10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时会上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表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价格体系的改革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虽然文件上仅重点提及了国企改革与价格改革两个领域，但这一时期财税改革、人口流动进一步松绑方面也均有历史性大调整）。当然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一次改革的推进也是相当艰难的 ，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对于如何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当时也是经历了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的反复争论。 不过最终市场化改革的意见占据了优势地位4，具体的推进方向是“放权让利”，改革的重心也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1、扩大国企自主权（利润留成，利改税，拨改贷）。文革结束后，国有企业要为国家盈利的口号才被正式提出。与农村承包制改革一样（后期或也受到农村承包制巨大成功的进一步激励），增加企业盈利也开始往扩大微观主体自主权的方向初步探索。1978 年底我国开始开展“利润留成”的试点 ，后又为了统一利润留成的具体方案、降低严重的寻租现象，1983 年利改税应运而生，1984 年利改,1234,江小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2012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80 年 7 月 15 日吴敬琏，我国的产业政策：不是存废，而是转型，2017,0,图表145000400003500030000250002000015000100005000,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0,图表2700600500400300200100,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55,1958,1961,1964,1967,1970,1973,1988,1991,1994,1997,2000,2003,1949,1952,1976,1979,1982,1985,2006,2009,2012,2015,税进一步完善。利改税之后，企业按照 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进一步征缴调节税后，剩下的利润可以留存。成本端方面，1984 年底决定推行拨改贷，企业的资金来源由国家拨款改为有息贷款，让其自主承担成本。与此同时，在经营管理上，1984 年厂长负责制试点也在全国逐步推开（以前是党委领导）。总体而言，“放权让利”的基调在这一时期的国企改革中是较为明晰的。2、中央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在上述国企改革（其实也是重要的财税改革）改变企业与政府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同时，放权的思路也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上进行了运用。1980 年开始，我国财政体制由“统收统支”转变为“分级包干”，通俗的说法称这种体制为“分灶吃饭”体制：明确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各自的收入、支出后，地方财政实行包干，凡地方固定收入大于地方支出的，定额上解中央财政；在包干的五年中，多收可以多支，各地方政府自求收支平衡。分级包干的思路同样也是过去“吃大锅饭”体制的前进，地方政府增收的积极性明显提升，地方财力大大增强。3、价格双轨制与“价格闯关”。1984 至 1988 年，我国实行了 4 年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即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针对国企），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针对民企）。价格双轨制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特殊制度，初衷在于避免短缺经济之下价格突然放开引发剧烈通胀，同时为国有企业提供一定的适应期、形成一些保护。 不过由于市场价格通常远高于计划价格，在暴利的驱使下，产生了靠倒卖计划内商品赚取差价的“倒爷”。到 1988 年时，这种寻租行为已极为猖獗。在这样背景下，中央决策层决定“价格闯关”，让物价迅速进入市场调节轨道中。1988 年 6 月北戴河会议决定“5 年理顺价格方案，前 3 年走大步，后两年微调，计划 5 年内物价共上升 70%至 90%，工资上升 90%至 100%”。不过价格闯关政策公布后立刻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物价出现极具攀升，8 月底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物价改革方案暂停。（价格改革与倒爷现象的疯狂对 1988 年之后的经济与政治局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 1988 年后改革方向转入“三年整治”的重要导火线。）4、允许人口城乡流动。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流动开始逐步松动，而从 1984 年开始，我国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桎梏也开始进一步明显放松。首先是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允许农村劳动力在区际和城乡之间自由输出；而后 10 月国务院发布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将这一原则正式落定下来。城市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口流动政策持续松绑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持续性转移是极为明显的 ，这一趋势基本上从改革开放之初延续至今。,图表3,城乡人口比重的历史走势（%）,100.0090.0080.0070.0060.0050.0040.0030.0020.0010.000.00,总人口:城镇:比重总人口:乡村:比重,“,对外开放再下一城。1980 年开设的经济特区事实上承受着四面八方的非议，在这样背景下，1984年 2 月，邓小平进行了第一次著名的南巡，对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进行视察。邓小平回京后明确地对经济特区给予了肯定，对于经济特区的争论得以终结。同年 4 月，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进一步加快沿海地区发展。特区的设立与沿海城市的开放被统称为“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工业经济基本布局在东北、华北与中西部地区，而东南沿海则被视为“台海战争”的前沿，较少 有重大的投资项目，所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这一对外开放战略在吸引外资的同时，还促进了民营经济在这些国有资本薄弱的地带蓬勃兴起，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新一极。这一时期的中国与 1978 年相比已经全然不同，全民经商热席卷全国，并竞相注册公司， 1984 年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伟大年份，联想、万科、海尔、健力宝、科龙等众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1.3 曲折：1988 年，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从 1985 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轮经济高速发展期，但也引发了“经济过热”的问题。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向使得企业、居民、地方政府的资金明显充裕，进一步导致投资与消费大幅攀升，然而我国短缺经济的基本面还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来自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各领域的掣肘制约着供给规模的提升，供给不足与需求激增的冲突引发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价格双轨制催生的寻租行为也使得流动的秩序和改革的局面变得混乱。正如之前所述，改革的过程一直都是艰难而充满争议的，治理整顿的声音从 1985 年开始便明显抬头，而在 1988 年价格闯关进一步造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情绪之后，决策取向被迫发生了即刻的逆转。1988 年 9 月，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要求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在经济体制的定调上，“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成为主流5。至此，我国正式进入三年整顿时期。整顿的方向是“切实控制总需求，压缩通货膨胀”，具体的措施包括紧缩信贷、压缩投资、控制消费。信贷的紧缩见效最快，而这也直接导致企业资金周转与经营生产出现明显困难，生产端先出现回落，而在严厉清理在建投资项目、控制新开工项目、控制职工工资发放后，投资与消费增速也开始显著回落，最终需求随着生产一同收缩，物价指数大幅下滑，整顿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然而，在通胀得到控制的同时，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出现了急剧恶化。1989 年 9 月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企业停工停产现象，12 月全国停工待业人数达 668 万，占职工总数的 6.2%6。1990 年，中国经济增幅进一步下滑至 3.8%，为 1978 年以来最低。（而后面对经济的急剧衰退，1989 年四季度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转向，谨慎扩张投资的政策逐步陆续出台，经济运行才有所回暖）。虽然这一时期政策决策的取向发生了显著逆转，但价格的改革却在这一时期“被动式”地取得了成功。在三年治理整顿中，经济滑坡造成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不得不取消对物价的财政补贴，于是在没有任何动员和宣传的情况下,中国的物价改革自动取得成功。到 1991 年底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占价格总额的 80%，到 1992 年底占到了 90%7。事实上客观来说，不止是国内的混乱格局导致了这三年来的治理整顿，这一时期的外部国际环境也使得之前的市场化改革备受压力。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从波兰开始，苏联、东欧国家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垮台，国际风云激荡， 姓社姓资”之争变得更为尖锐、激烈。 1991 年苏联“8 19事件”之后，“左”的声调也进一步升高。,5,当时占上风的观点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所致，腐败是因为金钱作用过大，通胀则源于竞, ，, ，,争中的无政府状态。有人主张，应该回到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6 方向东， 1988-1991 年治理整顿回顾及对未来经济运行的展望 1991.7 杨帆， 中国经济政策与朱镕基经济思想 1998,1.4 进阶：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90 年代初，“市场经济”在较量中处于下风，紧张的形势之下，甚至出现了改革开放要转为阶级斗争的议论与苗头8。直到 1992 年 1 月，已经正式退休两年有余的邓小平携家人“南方度假”，才为当时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激烈纷争画上句号。针对过去两年中姓“资”姓“社”的讨论，邓小平直言，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1992 年 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 1992 年中央“二号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至此，“市场经济”才光明正大地进入公众视野，不再是危险名词，全国舆论风向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3 年 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表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虽然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为“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上正名，但是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仍待进一步有效解决。面对前期改革推进所引致的各类问题和 90 年代后期国际经济形势的突变，朱镕基站了出来 。首先，在 90 年代初，朱镕基面对的是南方讲话之后重启的经济过热与通胀攀升、国企大面积亏损、银行坏账率激增陷入技术性破产、中央财政严重不足甚至向地方政府借钱的 情况。对于这样的复杂局势，朱镕基的改革可以说是大刀阔斧：1、对“经济过热”进行调控。南方讲话后，1992 年经济增长迅猛升至 14.2%，创改革开放以来次高纪录；1993 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达到 61.8%；CPI 同比达 14.7%，1994 年 CPI 进一步升至 24.1%；炒作投机热大肆兴起（海南岛楼市泡沫）。面对重启的经济过热，1994 年初，中央定下“二十字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出台，以“保持稳定”为中心，取代了 1992 年十四大时的发展与改革“双加快”的方针。这一次政策方针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至此，我国意识形态斗争干扰经济政策的局面，开始向单纯的经济周期调控转变 。在具体的政策方向上，1993 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软着陆”：货币政策上采取信贷控制，上调存贷利率；财政政策上控制支出规模，并规定财政不再向央行透支 （切断财政与通胀的联系）；面对房地产泡沫与金融业的乱象，规定全国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 ，严厉命令银行行长们在 40 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海南楼市泡沫迅速被戳破。2、国企改革与“国退民进”。改革开放后，在放权让利、利润留成的指导下，我国国企的经营事实上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好转期，亏损面持续下行。但是三年经济整顿对国企经营带来了直接的趋势性逆转，国企的亏损面也从 1989 年开始“V”字上行。经济整顿时期，压缩需求、紧缩信贷的政策方向对于国企产品销售与资金周转的打击巨大，而改革政策的快速推进和国企难以快速调整的体制机制也使得其对经济周期变化、对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的抵御更加艰难：拨改贷之后产生的庞大利息压力、价格并轨后迅速攀升的原材料成本、“能上不能下”带来的高额人工成本这些伴随改革而生的负面因素可以在“经济过热”时期被掩盖，但在经济步入下行周期， 同时来自民企的竞争越发激烈之后，国企的问题开始不断暴露。90 年代中期，三分之一以上的国企陷入亏损困局，国企改革的内部压力开始加大。与此同时，1995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WTO，积极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并不容易，各类“入世”要求为国企改革带来了强大外部压力。内外压迫之下，1995 年中央对国企改革提出了新思路，宣布“抓大放小”：对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扶持壮大，对经营不好的企业进行“关停并转”。 朱镕基曾强硬表态：“国企只要留 1/3 的人就够了”9。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日韩大财团企业相继陷入困境对我国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带来了相关影响，“抓大”战略悄然转轨，国有资本开始逐步从纺织、家电等竞争性领域退出，转而退到产业上游，在资源、能源等部门形成主导垄断地位，显示出了一定的“国退民进”,89,人民日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1991 年 10 月朱镕基，朱镕基答记者问,1980,1994,1972,1974,1976,1978,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6,1998,2000,1952,1957,1962,1967,1972,1977,1982,1987,1992,1997,2002,2007,2012,2017,意味10。调查显示，1998 年之后的四年里，有四分之一的被调查私营企业是由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当然，在“三年脱困”的口号下，国有资产的“贱卖”，国企职工的大批下岗也具有较强的争议性。,图表4,国企亏损额历史走势（单位：亿元）,图表5,国企数量与职工数的历史走势（单位：万）,3、拯救银行业。为使“银行成为真正的银行”，1993 年朱镕基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从 1994 年开始，推进我国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让银行成为独立自主经营的主体。然而国企的失利对我国银行业的拖累是巨大的，因为当时我国的国有经济实质是借贷经济，国家资本金比例很小，国有资产中 60%以上是银行贷款（还有 20%是企业之间的三角债）11，所以国企利润亏损与后期的破产清算对银行业影响极大。90 年代末期，我国四大银行的不良率达 30%，而银行的股东资本占总资产比例仅 10%左右，其余全是负债（主要是存款），我国银行业陷入技术性破产。为拯救银行业，1998 年决定成立四大资管公司，全价剥离不良资产。2003 年，中央进一步决定全面启动国有银行改制上市进程 ，在动用外储注资、引入国际买家之后，加速四大行 IPO 以扩充资本。4、分税制改革，增加财政收入。1984 年，我国财政对企业放权让利、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向使得我国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逐步下滑，80 年代末，国企盈利能力的不断恶化又进一步加剧了政府财力的显著下滑（彼时国有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超六成,12,）。为了加强政府与中央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扭转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增加税收收入成为当时,的重要议题。1994 年，我国开始分税制改革，以分税制取代财政大包干制，目的就是改变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被动局面，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作为代价，朱镕基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也为土地财政埋下了伏笔）13。与此同时，我国财税体制框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进一步搭建，93 年底，增值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收，企业所得税、个税税制陆续得到统一。九十年代中后期，此前游离在政府收支体系之外的政府收费项目也开始被高度关注，为进一步加强与规范税费的征管体系，1998 年底中央进一步开始构建“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总体而言，这一轮税改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 94 年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直接大幅提升，全国整体的政府财力也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趋势攀升，“两个比重”均得到彻底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