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pdf

2020 年 5 月 第 10 期 总第 85 期 大疫止于村野 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 温铁军 人大国发院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是 中国人民大学集全校之力重点打造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现任理 事长为学校党委书记靳诺教授，院长兼首席专家为校长刘伟教授。 2015年人大国发院入选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并 入选全球智库百强， 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 名列第一。 人大国发院积极打造“小平台、大网络，跨学科、重交叉，促创 新、高产出”的高端智库平台，围绕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 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四大研究领 域，汇聚全校一 流学科优质资源，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对中国面临 的各类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人大国发院以“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引领者”为目标，以“国 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使命，扎根中国大地， 坚守国家战略，秉承时代使命，致力于建设成为“最懂中国的世界一 流大学智库”。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号中国人民大学崇德西楼 8楼 网站 ： NADS 作者简介 温铁军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 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粮食安全专家 委员会成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人民大学农 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欢迎媒体摘发、转载或采访。 媒体热线：张雯婷；办公电话： 010-62625159 主办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批 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 ） 主编：刘青 编辑部 主任：邹静娴 本期责编 ：邹静娴 张雯婷 摘 要 今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抗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众多 又缺医少药的乡土中国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了抗疫工作，其内在原因是 目前中国乡土社会仍然具备自给自足的条件。实行生态文明战略，守 住中国人的故乡，是我们应当从大疫止于村野中获取的经验。 2005 年 国务院发布的全国面源污染普查报告就已经指出了产业集群叠加 在城市带上的发展方式会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而化学农业生产方式 所造成的面源污染已经成为 了 我国最大的污染源。生态文明战略转型 不仅是出于自然生态保护的 需求，也是构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 可持续的质量效益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化生态文明体系改革，将已 有基础设施资产与农村空间生态资源为基础的创业与重构新型集体 经济的制度创新、与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战略结合，是未来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因此，为解决当前不合理生产方式导致的污染问题、释 放乡土中国数百万亿的生态资源价值，应该将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作 为总战略，用乡村振兴支持生态文明战略。其经济内涵是沿着习总书 记的“两山”理念对“山水田林湖”进行全域系统开发，推进“生态 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最后实现“生态资本深化”。其实现路径 是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的“三变改革”，以村集体内部对空间生态 资源定价做股的方式实现重构新型集体经济，通过乡村资源经济公司 化管理运营与现代资本市场相结合形成的国内循环以实现空间生态 资源的价值化 。 1 一、 乡土中国 最低成本的防疫战场 自今年一月份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的抗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西方世界对中国抗疫成果的真实性存在许多怀疑，对中国抗疫 工作的展开方式也有诸多批评，这些批评、看法掩盖了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对疫情的防治为何如此高效？ 大疫止于村野是指农村抗疫条件差，但是农村发生的疫情却最轻。 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如果按户籍算，中国大约有 60%的农村 人口； 如果剔除三个月内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村人口，则大约有 40%的农村人 口。新冠疫情的暴发正好是在春节期间，大多数的打工者选择回乡， 据估算，疫情期间，在 3亿打工者中至少有 2亿已经返乡。人口数量 庞大的农村缺医少药，防疫条件最差，但来势凶猛的新冠疫情却止步 于村野，其抗疫经验值得深入探究。 最低成本的防疫战场是乡土中国。 早在 2003 年非典时期，中国 农村就表现出了极强的低成本抗疫能力。当时温总理对农村非常关心， 他认为农村缺医少药，没有足够的抗疫力量，非典向农村扩散会导致 难以遏制的严重后果，但在非典期间，农民断路封村，派 出民兵、青 壮年在路口蹲守，严禁出入，最终使得非典止步于农村。在本次新冠 疫情期间，中国农村依旧以极低的成本取得了极佳的抗疫成果。在城 市需要花费几千亿元、做出巨大牺牲的抗疫工作，在缺医少药的农村 却轻易完成了。这期间社会仅仅关注到了各地农村断路封村的新闻， 却未意识到此时与非典期间一样，乡土中国在遭遇到重大危机时，仍 然是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可以以最低成本实现疫情的群防群控。 2 封村断路只是手段，乡土中国低成本抗疫成功的内在原因是其目 前仍具备自给自足的条件。 目前，中国农村大多会种植一定数量的粮 食和蔬菜，并蓄养牲畜，一 般也有裁缝铺、磨坊等设施，村内交换可 以做到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市民纷纷下乡跟农民 联合创业，农村的许多耕地并不是农民在种而是市民在种，甚至是市 民和农民联合起来在种，这种越来越多的城乡融合现象也是中国本次 防疫成本相对较低的内在因素之一。乡土社会半自给自足的文化在客 观上减少了对防疫物资的需求，降低了防疫物资的供应压力。 中国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的低发病率、低死亡率，是因为大多数中 国人现在还有家、有村可回，还有故乡。习总书记提出要“让居民看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其中的乡愁就是在故乡。 实行 生态 文明战略，守住中国人的故乡，是我们应当从大疫止于村野中获 取的经验。 二、 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必要 性 生态文明战略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它与习总书记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提出的“三生合一”是一致的。 “三生合一”是指生产和生 活方式应与自然生态相融合，乡村社会十里不同风，对于中国这样几 百万个自然村的形态来说，“三生合一”就意味着多样性，这种多样 性就是应对各种外在冲击的天然保护层。 与乡村相比，城市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生态的。 2005年 国务院发布的全国面源污染普查报告就已经指出，产业集 群叠加 在城市带上的发展方式会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 面源污染又称非点源 3 污染，其具有的随机性、广泛性、滞后性、模糊性、潜伏性等特点， 很难通过简单的技术措施解决，它的出现往往是由于错误的生产方式。 产业集群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产业成本，因此是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 但它也会造成严重的混合污染。尽管近年来地方政府做出了许多努力， 如规划社区公园、建设城市通风系统等，试图实现城市生态化转型， 但是总体来说，在城市中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违背自然生态的。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生产所造成的面源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 面源污染。 中国人口约 占世界人口的 19%，蔬菜、水产、畜禽等大宗 农产品产量均占世界的 50% 70%。在高产的背后，是大量的化学品 和添加物的投入、机械投入、塑料投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 国开始大规模使用农业除草剂，当前中国的亩均化学品使用量已居世 界前列。这种不健康的农业生产方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日趋严重的污 染，但却很少被社会所关注。 生态文明战略转型不仅是出于自然生态保护的需求，也是应对前 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 然要求。 当前，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不仅出现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也存 在生产过剩的问题 。 2016 年中央开始讨论农业过剩， 2017 年针对农 业生产结构性过剩提出了农业供给侧改革。三农领域新常态是大宗农 产品普遍过剩，但却很少有人能将这个问题分析透彻。之前提出的解 决方案仍然是调结构、上设施、产业化、追求产量等，结果导致了农 业生产的化学化、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成本上推而生产愈加过剩， 4 价格却被跨国公司把控的国际市场封顶。许多农业资产因此成为负债， 产业化农业也很难真正成功。在本次城市经济下行期间，许多企业下 乡圈占农村资源，试图推进新一轮的资源资本化，但结果并不理想。 当前 ， 许多产业化农业项目依靠债务或地方财 政补贴维持，越来越多 的投资者已经选择了放弃投资。许多企业在大规模圈地后发现入不敷 出、投入产出严重不合理，越是在农业上重资产建仓就越难以形成合 理的投入产出，所谓以设施支撑的现代化农业收回成本的能力很弱 （除个别案例外）。 资本不断下乡在客观上推进了城乡要素市场统一，反过来提高了 其经营成本。 派生的是在城乡要素逐步均等化的今天，低回报的农业 生产无法负担以工业为基准的要素价格。如今农民在城市打工至少有 150元 /天的收入，技术工种往往 300元 /天，农业雇工无法承担 150元 /天的最低成本，于是就出现了西红柿烂在地里、水果 挂在树上没人摘 的现象。各地号召群众吃爱国柑橘、西红柿，都无法解决成本上推的 问题。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农业招商引资在全国范围内鲜有成功案 例，农业投资者选择放弃项目后，农民要求地方政府承担支付地租的 责任，给地方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总之，当前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 难以为继，但却几乎不能直面现实。 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是生态文明战略转型。 自 1997 年为应对东 亚金融风暴、加强基础建设投资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数以百万亿计 的基础设施沉没资产，若没有进一步改革，在政府部门手里往往是“管 不好、管不了、管起来不合算”。以河道整治为例 ，很可能对一个流域 5 整治就需要投入 10-20亿元甚至更高，政府投入形成的设施资产连同 河流水资源形成了价值可观的资产，但是由于其财产所有权归政府部 门，与乡村农民自主发展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不仅会变成沉没资产， 而且在账目上表现为债务，将成为地方政府的巨大负担。中国尚未开 发出大量债务品种来活化债务市场，类似的设施资产也无法与流动资 金实现再结合，这导致了银行一直以来增发的货币无法转化为资产， 只能进入股市造成股市泡沫，或是进入房市炒得过热。 深 化生态文明 体系改革，将已有的基础设施资产与农村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创业 创新、与乡 村绿色发展结合，释放乡土社会数百万亿巨量价值，既是 中央最新强调的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最大基础，也是未来经济发 展的重要动力 。 三、 生态文明战略的形成过程 早在 2005 年全国面源污染普查报告发布之后，中央就提出 了一系列针对性策略，以解决产业集群叠加于城市带造成的混合污染 与农业过度生产造成的污染问题 。 2006年，中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经济”； 2007年，中央进一步将“生态文明” 作为发展理念提出； 2008 年 ，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在 2020 年将农业转型为“两型 农业”，即大规模减少化学品的使用量、减少 石油农业的占比，尽可能转向立体循环经济。 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政府工作重心必须转向应对危 机，“两型经济”建设进程不可避免地被暂时中断。 2008年，美国推 出量化宽松政策后紧接着推出超级量化宽松，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向全 6 球市场注入了大量美元流动性，造成了严重 的 通货膨胀。中国也引发 了 输入型通货膨胀，转而开始出台以推进基础建设为核心的救市政策。 大力推进基础建设必然要消耗大量能源、原材料等，过程中造成的污 染也非常严重，导致了面源污染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期间变成了 几乎不可 逆的趋势。污染加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北京的雾霾越来越严 重，一年中大约有 1/3左右的时间处于雾霾之下。 中国在相当短时间 内形成了诸多环境问题， 这 是激进而不计代价的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必 然结果。我们应当反思，用粗放的丛林法则文化取代了过去平和的、 长期可持续的文化是否有必要。 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进程受 阻，但其始终是中央工作重点之一。 2012年，十八大将“生态文明” 从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到了发展战略的层次，并在 2015 年提出了系 统的生态文明改革措施。紧接着 2016年、 2017年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并 将其作为贯彻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基础。乡村保留有价值数百万亿 的空间生态资源，我们过去未能清晰认识到这一点，是由于生态资源 特别是空间生态资源很难被标准化，加之被农户分散占有，也就难以 与资本做交易。针对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山理念”，即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形成是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提法 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把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看成两个 不同的事物；在经过几番历练之后他明确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因为绿水青山本身就具有巨大的资源资本化价值。 中央在 2017 年确立农业供给侧改革时强 调了其针对的问题是生 7 产方式问题，在 2018 年再次强调了一定要从粗放数量型增长转为质 量效益型增长。 具体而言，中央农办提出了农业的六产融合。 这 意味 着农业不再是单纯的第一产业，也没有必要再按照教科书去追求规模 化、标准化、集成化；六产融合意味着多业态的创新，奠基于立体循 环农业的质量效益的增长也存在于多业态创新之中，而其本身就是产 业生态化。只有通过乡村振兴、六产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向绿色生 产方式转型，六产融合 +立体循环创造的是对资源环境及人类健康的 正外部性，这才是农业的本来面目 。 四、 生 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经济内涵 生态文明战略的经济内涵正是沿着习总书记说的“山水田林湖” 进行系统开发，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最后实现生态资本深 化。 其实现路径是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三变改革”，通过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盘活集体资源，撬动社会资本， 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推进农村经济的公司化改制。 首先通过村 集体对资源性资产的内部定价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其 过程相当于股票一级市场通过对价形成股票发行价格，可以把大量非 标的资源变成可交易资产。 中国的每一个村落至少有一两千万元 的 政 府 公共投入形成 了 沉没资产，村集体在活化自身资产的同时也活化了 国家投入资产，通过集体重构激活的国家投入资产将达数百万亿， 在 这一 过程中激活的农村资源性资产也至少是数百万亿。通过农村集体 公司化推进的资源价值化转型，村集体将变成资源型资产的管理服务 公司，成为对外交易的主体。 8 在村级资产管理公司的基础上，县域范围内的农村都可以转化为 以集体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六产 融合经济体。 村级公司可以在乡一级 入股形成乡级涉农站所参与其中的乡村振兴服务公司，或以其资产总 量入股县级平台公司。村级公司通过县级平台发行农村绿色债券，对 应国家金融机构增发的货币，这样就实现了将货币增发的本源货币锚 定在生态文明战略转型过程中的生态资源价值货币化需求之上；我们 可以进一步在地方产权市场上交易农村绿色资源产品，构建农村绿色 资源的二级市场以提高其投资吸引力；再进一步，当农村绿色资源开 发得到了预期收益后，也可以将其变成期货产品市场的交易品种。 如 果乡村经济公司化改制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就能利用现代资本 市场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县域经济资本化，支撑生态文明战略 转型过程中的生态资源产业化开发，可以将其称为空间生态资源的价 值化过程 。 （本文 根据 人大 国 发院 “名家 讲坛 ”讲座 速记稿整理， 已 经 审稿人审阅）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 何机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 国发院其它研究报告，请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