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研究报告.pdf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 2018）研究报告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 2020 年 9 月 26 日县域数字乡村指数（ 2018）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项目主持人黄季焜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高红冰阿里研究院院长项目组成员易红梅、苏岚岚、张航宇、盛誉、吕志彬、温馨、周锦秀、张慧媛、郑斌、孟晔、张博、左臣明、彭科、蒋正伟、李远芳、赵楠技术支持团队胡向方、万红杰、程志云、阎妍、罗金鹏、韩绍超、王孝、赵鑫、蔡旺、赵龙、傅如南项目顾问（按姓氏拼音字母顺序）安筱鹏阿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韩福军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副总工胡向方阿里集团公共事务部高级专家李栋清华同衡规划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孙晓东河北省委网信办信息化处处长宋洪远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谭崇钧阿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徐旭初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夏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信廷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清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新红国家信息中心总经济师张红宇清华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和驱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引擎。在此背景下，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既是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也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全面系统构建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并开展指数测算，是客观准确把握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及特征的现实需要。虽然目前国内外已经形成了几套相对有影响的数字经济指数，但这些指数多在国家、省或者城市层面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估，极少关注县域层面数字乡村发展情况。鉴于此，本报告在对数字乡村进行明确定义的基础上，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角度，充分考虑乡村发展中新出现的数字化现象，创新设计具体的表征指标，首次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建立了更为契合 “ 三农 ” 实际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并以 1880 个县或县级市为基本单元（不包括市辖区或特区），汇集国家宏观统计数据、行业数据和互联网大数据，测算了 2018 年我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通过构建和测算 1880 个县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本报告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全国参评县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平均值为 50，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处于高水平（ 80）、较高水平（ 6080）、中等水平（ 4060）、较低水平（ 2040）和低水平阶段（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93： 24）乡村经济数字化（ 60： 17）乡村生活数字化（ 69： 23），即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先进县和滞后县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因此，为弥合县域数字乡村发展鸿沟，需要在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加大对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滞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图 11: 2018 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排名前 100 县与后 100 县四大分指数的比较（三）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主要特征1. 总体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性我国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东、中、西差异相对较小。图 12 反映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的县域分布情况。从该图可以看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最发达的县域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从全国看，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县域差异并不大。具体表现为：部分中部省份的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接近东部地区，即使在西部地区，也有一些县级市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处在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参照前述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界定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统计结果显示，全国参 32 评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处在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29.8%、 50.6%、 11.2%、 6.5%和 1.9%，表明我国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分地区看，东部 49.8%和 44.1%的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分别处于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中部地区上述比例分别为 51.8%和 44.3%，东北地区为52.5%和 7.0%，西部地区为 50.0%和 18.2%。南方地区分别有 58.2%和 27.8%的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北方地区上述比例分别为 45.4%和31.2%。分省份看，由 2018 年各省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占比（见图13）可知，浙江省、山西省、河北省、河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别有 84.6%、 71.7%、64.2%、 56.6%和 53.9%的参评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处于高水平阶段。图 12: 2018 年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的县域分布 33 图 13: 2018 年各个省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占比2. 基于县级排名的省域分布特征我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东部省份，但也会在少量的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出现，进一步证实了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东部、中部、西部差距相对较小。图 14绘制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100的县在省域的分布。结果显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100的县域名单中，浙江省和河北省入选县的数量最多，河南省和山西省入选县数量并列第三，其后为内蒙古自治区。图 15绘制了进入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100县占该省参评县总数量的比例分布。结果显示，浙江省位居第一，其后依次为江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34 图 14: 2018 年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100 的县的省域分布图 15: 2018 年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100 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基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300 强县的省域分布分析，进一步佐证了我国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东、中、西差异相对较小。图 16 反映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300 的县在各省的分布。由该图可知，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300的县域名单中，山西省入选县数量最多，河北省和河南省紧随其后，之后依次为浙江省和贵州省。从图 17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300 县在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看，浙江省、山西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入选县占参评县总数量的比例分别位列前三，之后为河南省和河北省。 35 图 16： 2018 年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300 的县的省域分布图 17： 2018 年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300 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四）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主要特征1. 总体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性我国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整体水平较低，且呈现明显的东西部差异。从图 18 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分布看，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值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少量的中西部的中心城市。整体上，以 “ 胡焕庸线 ” 为界，东西部地区县域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距。参照前述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发展阶段的划 36 分标准界定乡村经济数字化的发展水平。统计结果显示，全国参评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处在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的县域比例分别为 0.2%、 3.2%、51.7%、 40.3%和 4.6%。分地区看，东部 0.7%和 11.4%的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分别处于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仅 2.3%和 0.1%的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东北地区均在中等水平及以下。南方地区分别有 7.0%和0.4%的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北方地区仅 0.6%的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分省份看，由 2018 年各省乡村经济数字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占比（见图 19）可知，浙江省分别有 42.3%和 3.9%的参评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江苏省上述比例分别为 29.3%和 2.4%，福建省、安徽省和山东省乡村经济数字化处于较高水平的参评县域比例分别为 16.1%、 4.92%和 3.7%。图 18： 2018 年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的县域分布 37 图 19： 2018 年各个省份乡村经济数字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占比2. 基于县级排名的省域分布特征我国乡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呈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均衡性，西部地区的县域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为滞后。从图 20 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 县的省域分布来看，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值较高的县域明显呈现向东部和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省份集聚的特点。从具体排名看，浙江、江苏和福建三个东部沿海省份依次位列入选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百强县数量的前三名，河南、安徽、江西、湖北等中部省份也有少量的县入选，而西藏、青海、新疆等西部省份则较少有县市上榜。从图 21 入选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百强县占该省参评县总数量的比例分布看，浙江省、江苏省和福建省仍然分列前三位，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省份的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发展的相对水平仍然较低。 38 图 20： 2018 年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 的县的省域分布图 21： 2018 年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 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基于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 300 强县的分布分析，进一步佐证了当前我国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区域差距，西部地区的乡村数字经济建设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图 22 省级层面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的县域分布来看，浙 39 江省入选的县数量最多，河北省和河南省紧随其后，之后为江苏省和安徽省。从图 23中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的入选县占该省参评县总数量的比例分布来看，浙江省和江苏省分列前两位，安徽省和福建省紧随其后，山东省位于第五位。图 22： 2018 年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的县的省域分布图 23： 2018 年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 40 （五）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主要特征1. 总体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性我国县域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水平呈现出典型的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特征。图 24绘制了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县域分布情况。该图显示，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水平高的省份，其参评县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整体水平均较高，呈现多个区域或省份内抱团发展的趋势。参照前述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界定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发展水平。统计结果显示，全国参评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处在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的县域比例分别为 6.6%、 14.5%、 33.1%、 27.6%和 18.2%。分地区看，东部 21.3%和 15.9%的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分别处于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中部地区上述比例分别为 21.7%和 6.2%，东北地区上述比例分别为 4.9%和 0.7%，西部地区上述比例分别为 8.5%和 3.3%。南方地区分别有 17.00%和 11.33%的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北方地区上述比例分别为12.9%和 3.4%。分省看，由 2018 年各省乡村治理数字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占比分布（见图 25）可知，浙江省分别有 11.5%和 86.5%的参评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处于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江苏省上述比例分别为 48.8%和 36.6%，河南省上述比例分别为 43.4%和 13.2%，贵州省上述比例分别为 37.5%和 15.3%，湖北省上述比例分别为34.4%和 15.6%。图 24： 2018 年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的县域分布 41 图 25： 2018 年各个省份乡村治理数字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占比2. 基于县级排名的省域分布特征我国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呈现 “ 一强多元 ” 的发展格局。从图 26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 的县的省域分布看，浙江省排在排行榜的第一位，且领先优势明显，江苏省和河南省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此外，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和贵州省均有少量县域入选。接近一半的省份没有县入选乡村治理数字化百强县。从图 27 中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百强县入选县占该省参评县总数量的比例来看，浙江省遥遥领先，其次是江苏省和河南省，湖北省和贵州省紧随其后。图 26： 2018 年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 的县的省域分布 42 图 27： 2018 年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 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基于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300 强县的省域分布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呈现典型的组团集聚和 “ 一强多元 ” 特征，且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从图 28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的县的省域分布看，浙江省入选县数量位于第一位，河南省位于第二位，江苏省和贵州省紧随其后，湖北省位列第五。西藏、青海等省份没有县入选，且黑龙江和辽宁省也没有县入选。从图 29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的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看，浙江省入选县占参评县总数量的比例遥遥领先，江苏省紧随其后，其次为贵州省、河南省和湖北省。图 28： 2018 年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的县的省域分布 43 图 29： 2018 年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六）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主要特征1. 总体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性我国县域乡村生活数字化水平的东西部差异较明显。图 30 绘制了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的县域分布图。由该图可知，乡村生活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县主要分布在东部及沿海地区，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乡村生活数字化水平整体较低。参照前述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界定乡村生活数字化的发展水平。统计结果显示，全国参评县域乡村生活数字化发展处在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的县域比例分别为 0.4%、 14.3%、 47.7%、 34.3%和 3.4%。分地区看，东部 35.3%的县域乡村生活数字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及以上阶段，中部地区上述比例为 23.0%，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上述比例分别为 1.4%和 1.7%。南方地区分别有 20.6%和 0.9%的县域乡村生活数字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北方地区上述比例分别为 10.0%和0.1%。分省份看，由 2018 年各省乡村生活数字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占比（见图 31）可知，浙江省分别有 78.9%和 7.7%的参评县域乡村生活数字化处于较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福建省上述比例分别为 46.4%和 5.4%，江西省、安徽省和河北省分别有 51.4%、42.6%和 36.7%的参评县域进入乡村生活数字化较高水平发展阶段。此外，虽然黑龙江省的少量县域乡村生活数字化水平较高，但整体发展水平仍然滞后。 44 图 30： 2018 年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的县域分布图 31： 2018 年各个省份乡村生活数字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占比 45 2. 基于县级排名的省域分布特征我国县域乡村生活数字化存在明显的东西差异，同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形成多元发展态势。图 32反映了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的县的省域分布。可以看出，浙江省表现较为亮眼，超过一半的县进入排名前 100。江西、福建、河北和安徽四省分别位列第 25名。而新疆和西藏等西部地区的省份，则没有县进入前 100。由图 33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的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情况可知，浙江省入选县占参评县总数量的比例最高，其次为福建省和江西省，安徽省和江苏省并列第四。图 32： 2018 年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 的县的省域分布图 33： 2018 年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100 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 46 基于乡村生活数字化 300 强县的分布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县域乡村生活数字化的东西差异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多元发展态势。从图 34 绘制了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的县的省域分布图。由该图可以看出：乡村数字生活前 300 名的县所在省域中，河北省、浙江省和江西省位列前三名，其后为福建省和安徽省。从图 35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看，浙江省和江西省入选县占参评县总数量的比例分列第一和第二，福建省、安徽省和河北省紧随其后。浙江省和江西省虽然入选县的绝对数量上低于河北省，但入选县的比例却超过河北省，说明浙江省和江西省的县域乡村生活数字化的相对发展水平较高。图 34： 2018 年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的县的省域分布图 35： 2018 年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排名前 300 县占该省参评县的比例分布 47 数字生活是建设数字乡村的根本目的，重视乡村数字生活水平的提升事关数字乡村建设的全局。基于互联网企业尤其是电商企业在乡村数字生活方面的重要影响和长期关注农村市场所形成的大数据优势，本报告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数字消费指数和乡村数字生活服务指数的县域分布特征。乡村数字消费和乡村数字生活服务是乡村数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数字消费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实际消费能力，因此，在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图36 绘制了乡村数字消费指数的县域分布图。由该图可知，乡村数字消费指数的高值较多分布在东部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图 36： 2018 年乡村数字消费指数的县域分布乡村数字生活服务指数存在明显的东西部差异。图 37描绘了乡村数字生活服务指数的县域分布。数字生活服务指数中如线上缴费、线上充值和在线查询等生活服务，较依赖于提供服务的机构（如政府部门）与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的紧密合作。县域乡村数字生活服务指数的高值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同时，也会在西部一些重要城市零星出现，但整体上，西部地区乡村数字生活服务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图 37： 2018 年乡村数字生活服务指数的县域分布 48 六、结语本报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有关数字经济和数字乡村的文献，立足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首次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构建了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综合采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数字经济领军企业之一阿里巴巴集团及旗下业务和生态伙伴提供的数据、整理网络公开数据及宏观统计数据，评估了 1880 个县级行政单位（不包括市辖区和特区）2018 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全面呈现了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分指数特征，基于发展短板和区域发展差距，提出深入推进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重点方向和有效策略。基于对县域数字乡村总指数及四大分指数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性等特征的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整体上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全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均值为 50，排名前五的省份依次为浙江省、江苏省、河南省、福建省和江西省。第二，代表县域数字乡村发展较高水平的百强县呈现 “ 一强多元 ” 的区域分布格局，接近一半省份有至少一个县入围百强县。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百强县 70%集中在东部， 24%分布在中部，仅 1%和 5%分布在东北和西部。入选百强县数量最多的前五个省份分别为浙江省、河南省、江苏省、福建省和河北省。第三，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南北差异不大，但存在明显的东西部差距，总体呈现 “ 东部发展较快、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 ” 的格局。第四，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较高，其次为乡村生活数字化，而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较慢。第五，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三大分指数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小，而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大。最后，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差距小于两者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数字基础设施为贫困县数字乡村发展带来 “ 换道超车 ” 的机会，但县域数字乡村发展仍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报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需完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体制机制设计，加大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提高县域数字乡村整体发展速度；提高对县域数字乡村发展阶段性和系统性的重视程度，加大对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支持力度，补足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短板，推动县域数字乡村不同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