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与出口中的隐含碳：基于全球价值链环境成本视角的研究.pdf

1 No. C2021001 2021-03-02 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与出口中的隐含碳 基于全球价值链环境成本视角的研究 刘 斌 王乃嘉 余淼杰 朱学昌 摘要 加快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激 活生产要素市场为实现价值链“绿色升级”提供了可行契机。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能否缓解出 口中的碳排放已成为当前亟待检验的命题。本文从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实际利得和环境成本的 视角测度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指标，计量分析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对出口隐含碳的影响。研究 发现：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出口引致的本国碳排放强度。进一步地，对影 响机制的检验表明：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具有显著的要素配置效应、技术效应和转移效应。因 此，增加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应作为生产要素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低碳环境 下我国贸易结构转型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出口隐含碳；出口增加值 作者简介 刘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乃嘉，中 国工商银行博士后；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朱学昌，天津理工大学 讲师 一、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正在悄然发生，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当前中国已 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隐含碳排放随着出口增加而大幅提高，且 这一态势仍在不断加剧（胡剑波等，2019）。 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新一轮碳减排责任的 分配将是国际社会博弈的焦点，作为 “世界工厂”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从某种意义 上，降低出口中的隐含碳（Embodied Carbon in Export，简称出口隐含碳）不仅有利于改善生态 环境，同时也有助于缓解中国在未来气候谈判中面临的规则压力。 出口隐含碳是指出口产品在整个生产链条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碳排放，其主要核算方法是 胡剑波、任香、高鹏，2019：中国省级贸易、国际贸易与低碳贸易竞争力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第 9期2 投入产出法（齐晔等，2008）。 传统隐含碳核算框架往往使用的是一国投入产出表，但基于 国内投入产出表的计算假定进口品生产技术与本国一致， 这将使结果产生较大偏差 （Andrew and Forgie, 2008）。 近年来，随着数据可获得性的改善，一些学者采用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口 隐含碳（Peters andHertwich, 2008; Zhao andYan,2014; 彭水军等，2015）。 该方法既有效弥补 了一国投入产出表难以反映不同国家之间贸易联系和产业关联的不足，也能实现对各国隐含碳 “足迹”的追踪，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Peters, 2008；彭水军等，2016）。 当前直接考察出口隐含碳影响因素的文献并不多见，多数文章聚焦于一国碳排放的影响因 素。代表性观点如下：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Grossman andKureger, 1991；林 伯强和蒋竺均， 2009） ； 能源使用效率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 （张伟等， 2013； Zhang, 2009） ； 产业结构变化与产业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张友国，2010；Y u et al., 2015；Su andAng, 2015； 张伟等，2016）； 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和全球分工对碳排放的影响（李锴和齐绍洲，2011；林 伯强和刘泓汛，2015）。 上述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从产业结构转变的视角探究碳排放问 题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是当前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常态”，制造业 投入服务化是指制造业中的服务要素投入在全部投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服务要素投入 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证实。 Hobo et al.（2006）分析了服务要素 投入与企业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服务化水平较高企业的资源利用率更高。 Vandermerwe and 齐晔、李惠民、徐明，2008：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3期。 Andrew, R., and V . Forgie, 2008, “A three-perspective view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sponsibilities in New Zeal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68(1), 194-204. Peters, G . P ., and E. G . Hertwich, 2008, “Post-Kyoto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production versus consumption”,Climatic Change, 86(1-2),51-66；Zhao, Z., and Y . Yan, 2014,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emissions and international carbon leakag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WIOD databas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5(3), 174-186；彭水 军、张文城，孙传旺，2015：中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 1期。 Peters, G . P ., 2008, “From production-based to consumption-based national emission inventories”, Ecological economics, 65(1), 13-2; 彭水军、张文城、卫瑞，2016：碳排放的国家责任核算方案，经济研究第 3期。 Grossman, G . M., and A. B. Krueger, 1991,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w3914; 林伯强、蒋竺均，2009：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管理世界第 4期。 张伟、朱启贵、李汉文，2013：能源使用、碳排放与我国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经济研究第 10 期; Zhang Y , 2009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sources of decarbon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9922006”, Ecological Economics, 68(8):2399-2405. 张友国， 2010： 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 经济研究 第 4期; Y u S, Zhang J, Zheng S, et al, 2015, “Provincial carbon intensity abatement potential estimation in China: A PSOGA-optimized multi-factor environmental learning curve method”, Energy Policy, 77:46-55; Su B, Ang B W, 2015, “Multiplicative decomposition of aggregate carbon intensity change using inputoutput analysis”, Applied Energy, 154:13-20;张伟、朱启贵、高辉， 2016：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与产业体系低碳化发展，经济研究第 12期. 李锴、齐绍洲，2011：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研究第 11 期; 林伯强、 刘泓汛，2015：对外贸易是否有利亏提高能源环境效率以中国工业行业为例，经济研究第 9期. 企业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过程称之为制造业服务化（V andermerwe White et al.,1999）。制造业服务化依据实现路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即制造业中的服务要素投入 在全部投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种是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即制造业中的服务产品产出在全部产出中占 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Hobo, M., C. Watanabe, and C. Chen, 2006, “Double spiral trajectory between retail, manufacturing and customers leads a way to service oriented manufacturing”, Technovation, 26(7), 873-8903 Rada（1988）研究发现研发等高等服务要素投入明显提升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刘斌和王乃嘉 （2016）的研究证实了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出口表现的相关性，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规模经 济和范围经济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服务要素投入对环境的影响文献并不多见。世界可持续发展经济协会报告（WBCSD,1996） 认为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服务要素投入有助于形成具有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和可持续的 产出体系。 Mont（2004）、 Brouillat（2009）、 Kastalli and Van Looy（2013）、 Abdul-Rashid et al.（2017）、 Chiarini and Vagnoni（2017） 认为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可以促进产品升级，延 长产品生命周期，减少非合意性产出，降低环境污染。Doni et al.（2019）同样研究发现制造业 中的服务要素投入可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 由此可见，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 有助于降低经济对能源的过度依赖，从而纾解碳排放引致的污染困境。2020 年 12 月习近平主 席在气候雄心峰会讲话中指出，中国为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作出重要贡献，是落实 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2020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生产要素供给侧改革的 新路径，在改善能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和推动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作用巨大。基于此， 本文试图从服务要素投入的视角探究中国外贸绿色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当前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仍停留在探索阶段，而针对出口隐含碳的经验 研究更为少见，尤其缺乏对影响机制的计量分析，进而不能全面揭示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对出 口隐含碳的作用机理。因此，探究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尚有 进一步推动的空间。本文可能改进之处如下：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并不着重于逐个探 析影响出口隐含碳强度的众多因素，而是重点关注随着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其对 制造业出口隐含碳强度呈现出何种影响。本文运用 2000-2014年 WIOD 数据计算双边出口隐含 碳和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计量分析服务要素投入对环境成本的影响。 其次，在机制检验方面，本文并不局限于分析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的总体影响，而是重点探究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转移效应等影响机制。从要素配置 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看，服务要素投入的增加不仅有利于优化要素结构，而且能够推动企业技 术进步。本文分别运用 DEA和 Malmquist 方法对碳排放进行分解，计算一国行业层面的要素配 V andermerwe, S., and J. Rada, 1988, “Servitization of business: adding value by adding services”,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6(4), 314-324. 刘斌、王乃嘉，2016：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第 9期。 WBCSD, 1996, Eco-efficient Leadership for Improv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Geneva. Mont, O., 2004, “Reducing life-cycle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rough systems of joint use”, Greene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45, 63-77. Brouillat, E., 2009. Recycling and extending product-life: an evolutionary modelling. J. Evol. Econ. 19 (3), 437 461. Kastalli, I.V ., V an Looy, B., 2013. Servitization: disentangling the impact of servic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n manufacturing firm performance. J. Oper. Manag. 31(4), 169180. Abdul-Rashid, S.H., Sakundarini, N., Ghazilla, R.A.R., Thurasamy, R., 2017. The impact of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on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alaysia. Int. J. Oper . Prod. Manag. 37 (2), 182204. Chiarini, A., V agnoni, E., 2017. Strategies for modern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swers from Europea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Benchmarking Int. J. 24 (4), 10651081. Doni, F., Corvino, A., and Martini, S. B. 2019. Servit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actions. Evidence from Europea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234 , 367-3784 置效率和碳减排技术进步率。从转移效应看，生产“片段化”和工序贸易是当前全球价值链分 工的典型特点，一项出口生产活动往往大量使用到来源于其他国家的中间品，中间品产生的碳 排放并不是在出口国领土上产生的，而是通过价值链分工的形式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碳排 放贸易差额和国外碳排放占比两个指标较好地体现了出口隐含碳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而 实现对碳转移效应的检验。 再次，在指标构建方面，本文关注重点并不在于出口中隐含碳排放的绝对量，而是聚焦于 “真实”发生在本国境内的出口隐含碳的排放强度。当前来看，既往文献多数使用出口额衡量 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实际利得，并在此基础上测度出口额引致的碳排放衡量其环境成本（李 艳梅和付加锋，2010；王媛等，2011）。 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贸易利益和环境成 本的内涵已发生变化，贸易统计的“重复计算”问题导致贸易规模难以有效反映贸易利得，一 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才是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实际利得，发生在本国境内的碳排放才是其环境成 本，基于出口额测度的碳排放强度无疑会引起估计偏误。为此，本文从“碳源”入手，基于后 向关联分解方法分别 “剥离” 出口增加值和出口隐含碳来源于境内的部分和来源于境外的部分， 进而得到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单位国内增加值引致的本国境内的出口隐含碳排放），这是本 文重要的“边际贡献”。从数据可行性上看，基于 Leontief 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出口增 加值和出口隐含碳可以在“本国行业出口市场年份”四维层面实现较好的对接（Wa n g e t al., 2013; Koopman et al., 2014; Meng et al., 2015）。 二、机制分析 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对出口隐含碳强度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 转移效应三个方面。 首先， 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主要通过要素结构优化、 产业耦合等途径降低企业出口隐含碳。 从要素结构优化角度看，企业通过提高服务要素投入占比，改变企业以劳动和资本等传统要素 投入为中心的生产模式，有效缓解服务要素的稀缺性“约束”（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 进 而实现“经济环境”的林达尔均衡。从要素耦合角度看，要素耦合的本质是异质性生产要素、 技术信息等全方位的内容共融和作用互构。通过传统制造业生产与通信服务的深度融合，搭建 工业控制与信息管理的互动平台，构建以物联网为基础的信息化、智能化生产模式，进而提高 企业的“资源-产出”转化效率。当前服务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服务成为“链 接”产品生产和“工序贸易”的“粘合剂”，发挥着协调运营、研发设计、总部管理等重要作 用。服务要素投入增强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要素耦合协调性，促进了生产模式的转换和产业 结构的升级，进而提高了资源利用率，降低了单位碳排放强度。 李艳梅、付加锋，2010：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第 8期; 王媛、魏本勇、方修琦、夏冰、杨会民，2011：基于 LMDI 方法的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分解，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2期。 Wang, Z., S. J. Wei, and K. Zhu, 2013,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w19677; Koopman, R., Z. Wang, and S. J. Wei, 2014,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2), 459-494; Meng, B., G . P . Peters, and Z. Wang, 2015, “Tra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ding Paper, (525). 林伯强、杜克锐，2013：要素市场扭曲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第 9期5 其次，服务要素投入作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传送器”，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出口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提 升和清洁技术的应用（齐绍洲等，2009；何建坤和苏明山，2009）。 Grubel 何建坤、苏明山，2009：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碳生产率分析，中国软科学第 10 期。 Grubel H. G ., and M. A. Walker, 1989, Service Industry Growth: Causes and Effects, Fraser Institute; Neely, A., 2008, “Exploring the finan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Management Research, 1(2), 103-118. Fre, R., S. Grosskopf, and C. A. Pasurka, 2007, “Environmental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 Energy, 32(7), 1055-1066. Copeland, B. R., and M. S. Taylor, 1997, “A simple model of trade,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w5898; Copeland, B. R., M. S. Taylor, 2004, “Trade,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2(1), 7-71. 具体网址为: wiod/new_site/home.htm。 顾乃华、夏杰长，2010：对外贸易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经济效应基于 2007 年投入产出表的实证 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 9期6 S ej 表示制造业 j来源于服务业 e的投入，T j 表示制造业 j中来源于所有国家所有行业的总投入。 众所周知，产品生产环节涉及大量中间品投入，产品生产不仅会引致制造业对服务业的直 接消耗，而且各种中间投入也会引致对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换言之，各制造业部门对服务业的 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的总和就构成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完全消耗。公式如下： 11 1 nn n complete ej ej ek kj es sk kj ks k aa a Servicei a a npu a t （2） 其中，上式中 ej complete Serviceinput 代表制造业 j的服务要素投入水平（由完全消耗系数测 度），等号右边第一项表示制造业 j对服务业 e的直接消耗量，括号内第二项表示制造业 j对服 务业 e的第一轮间接消耗量，第三项表示制造业 j对服务业 e的第二轮间接消耗量，依此类推， 第 n+1 项表示制造业 j对服务业 e的第 n轮间接消耗量，其中 k、s等产品作为中间产品。按照 公式所示，将直接消耗量和各轮间接消耗量相加就是完全消耗系数。相比直接消耗系数，完全 消耗系数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制造业对服务要素的依赖程度。因此，本文运用完全消耗系数作 为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将直接消耗系数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 2 . 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增加值和隐含碳可视为出口引致的“正”“反”两方面的产出。国内增加值代表一国出口 的真实“贸易利得”，而碳排放则代表一国出口引致的国内“环境代价”。因此，出口隐含碳 排放强度可以由一国出口引致的国内碳排放除以国内增加值表示。 现有文献普遍使用单位出口额的碳排放衡量出口碳排放强度（邱强和李庆庆，2012；闫云 凤和赵忠秀，2012）， 但这无疑会产生度量偏误。例如，一部苹果手机由中国组装并出口， 出口额为 179 美元，中国仅获得其中 6.5 美元的国内增加值，仅占苹果手机价值的 3.6%。计算 碳排放强度时，如果将出口额 179 美元作为分母，将大大低估中国出口商参与价值链的环境代 价，因为 6.5 美元才是中国出口苹果手机的真正利得。 为了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出口的环境成本，需要将全球价值链中“贸易利得”和与之相 对应的“环境成本”进行对照。本文借鉴 Meng et al.（2015）的研究，基于产业链后向关联方 法分解出口隐含碳。 该方法的基本思路为：通过探究出口隐含碳从产生到最终消费的每个环 节，追踪一国出口所引致的本国和其他国家隐含碳排放的“足迹”，以此准确识别一国出口隐 含碳中来源于国外部分与来源于国内部分。采用隐含碳分解框架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实现与 增加值分解指标的对应（Wang et al., 2013）， 具体分解见下图 1： 邱强、李庆庆，2012： 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测算及驱动因素研究，经济管理第 11 期; 闫 云凤、赵忠秀，2012：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研究基于碳排放责任界定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 第 1期。 Meng, B., G . P . Peters, and Z. Wang, 2015, “Tra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ding Paper, (525). Wang, Z., S. J. Wei, and K. Zhu, 2013,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w196777 总 出 口 国 内 价 值 部 分 DVA 国 外 价 值 部 分 FVA 总出 口 中 隐 含 碳 国 外 碳 排 放 部 分 FEE 国 内 碳 排 放 部 分 EEX 隐含在中间品出口 里的贸易伙伴国的 CO2排放 FEE2 隐含在最终品出口 里的第三国的 CO2 排放 FEE3 隐含在中间品出口 里的第三国的 CO2 排放 FEE4 中间品出口隐含的 进口国增加值 MV A INT 最终品出口隐含的 第三国增加值 OV A_FIN 中间品出口隐含的 第三国增加值 OV A_INT 隐含在最终品出口 里的本国 CO2排放 最终被贸易伙伴国 消费 EEX_B1 最终出口的国内增 加值 DV A_FIN 隐含在中间品出口 里的本国 CO2排放 最终被贸易伙伴国 消费 EEX_B2 隐含在中间品出口 里的本国 CO2排放 最终被第三国消费 EEX B3 隐含在中间品出口 里的本国 CO2排放 最终被本国消费 REE B 隐含在最终品出口 里的贸易伙伴国的 CO2排放 FEE1 被直接进口国吸收 的中间出口的国内 增加值 DV A_INT 中间品出口到直接 进口国，再出口到 第三国的国内增加 值 DVA_INT_REX 返回并被本国吸收 的国内增加值 RVA 最终品出口隐含的 进口国增加值 MV A_FIN 图 1 出口增加值分解和隐含碳分解的对照图 如图 1左侧，基于后向关联的一国出口中隐含碳可以分解为两大部分，分别为：国内碳排 放部分（EEX）、国外碳排放部分（FEE）。其中，国内碳排放部分（EEX）可以分解为四部 分，分别为：隐含在最终品出口的本国碳排放最终被贸易伙伴国吸收的部分（EEX1）、隐含在 中间品出口的本国碳排放最终被贸易伙伴国吸收的部分（EEX2）、隐含在中间品出口的本国碳 排放最终被第三国吸收的部分（EEX3）、来源于国内的碳排放经过贸易又返回国内的部分 （REE_B）。这与图 1右侧国内增加值（DV A）分解的各个部分一一对应。 （二）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的现状分析 当前，以数字化、信息化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浪潮席卷全球，服务要素与制造业传统生产要 素的融合，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苹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高科技公司之一，主要 从事计算机、移动通讯和传播设备、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及相关软件等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 苹果公司通过控制研发、销售等高端服务环节，逐渐形成制造产品的全球核心竞争力。发达国 家正是将传统制造业与研发设计、大数据互联、物联网等服务领域紧密融合，进而主导全球生 产网络。从国内看，近年来中国“头部”企业正在积极尝试服务要素与传统制造业的有机结合， 并已初见成效。如华为公司重视研发与创新投入，从 1992 年起就坚持至少将每年 10%的销售8 额作为研发投入，进而推动华为从传统加工制造企业升级为专注产品研发、设计、技术支持的 综合性企业，极大提升了企业国际竞争力。本文基于 WIOD 数据，计算了 2014 年主要经济体 （GDP 排名前五位）服务要素投入水平（如下图 2）。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占 比较低，与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图2 2014 年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由完全消耗系数和直接消耗系数测度） 数据来源：WIOD，经作者计算整理所得。 （三）出口隐含碳的现状分析 下图 3 报告了 2000-2014 年主要经济体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单位出口增加值引 致的碳排放），从时间趋势看，金融危机后，中国、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均有一定程度下 降，德国、英国和日本始终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从国家对比，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仍 然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下图 4 报告了 2000-2014 年主要经济体出口引致的国内碳排放总 量变化趋势。从时间趋势看，德国、英国和日本变化不大，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明显下降， 其后保持基本稳定， 2001 年入世后中国出口引致的碳排放增速明显加快，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随 着贸易降低而出现下滑，但金融危机过后又出现了反弹。总之，不管从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看， 还是从出口引致的国内碳排放总量看，中国碳排放始终维持在高位，碳减排的压力较大。 图3 2000-2014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单位：吨/万美元） 数据来源：WIOD，经作者计算整理所得9 0 5 10 15 20 25 30 20 0 0 20 01 20 02 20 03 2 0 04 20 0 5 20 06 20 07 20 08 2 0 09 20 1 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中国 德国 日本 美国 英国 图4 2000-2014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出口引致的国内碳排放总量变化趋势（单位：亿吨） 数据来源：WIOD，经作者计算整理所得 四、模型构建 （一）计量模型的建立 借鉴王锋等（2010）的研究， 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01 ijmt ij m tj ti j m t CE Serviceinput Controls v v v （3） 其中，下标 i、j、m 和 t 分别表示本国、行业、出口市场和年份。CE ijmt 表示 i 国 j 行业 t 年出口到 m目标市场的隐含碳排放强度。 Serviceinput ijt 表示 i国 j行业 t年的制造业服务要素投 入水平，Controls 代表控制变量。v j 、v t 、v m 分别表示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出口市场 固定效应。除部分国家实际 GDP 增长率由于存在负值不能取对数外，其他变量均取对数表示。 （二）变量说明 核心指标的定义和测度已在上文中说明，下文主要对控制变量进行阐释。 实际人均收入。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污染排放 强度与人均收入呈倒 U型关系。因此，本文将出口国实际人均收入和实际人均收入的平方作为 控制变量引入计量模型（沈国兵和张鑫，2015）。 实际 GDP 增长率。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具有相关性，经济增长引致 的规模效应可能带来更大的污染排放（Grossman and Krueger,1995）。 因此，本文将实际 GDP 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申萌等，2012）。 王锋、吴丽华、杨超，2010：中国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 2期。 由于部分国家某些行业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存在 0值，本文对该变量采取先加 1再取对数处理。 沈国兵、张鑫，2015： 开放程度和经济增长对中国省级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世界经济第 4期。 Grossman, G . M., and A. B. Krueger, 1995,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2), 353-377. 申萌、李凯杰 、曲如晓，2012：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理论和经验研究，世界 经济第 7期10 第二产业比重。通常经济发展要经历从污染较高的工业型经济到较为清洁的服务型经济 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Shen and Hashimote,2004）。 如果一国第二 产业占有较大比重，那么该国的碳排放水平将会较高。因此，本文将第二产业比重作为控制变 量引入模型。该指标运用第二产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表示（张伟等，2013）。 行业能源消耗结构。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普遍认为，能源消耗结构是影响能源消耗效率的 重要因素，特别是煤炭占能源消耗的比重是衡量一国环保技术进步的因素之一。能源消耗的碳 排放因子的顺序依次为：焦炭原煤燃料油柴油原油煤油汽油天然气。一国的碳 排放强度往往由煤炭占比决定，煤炭占比与能源消耗效率成反比（许士春等，2012）。 因此， 本文将行业能源消耗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该指标运用煤炭占行业能源消耗的比重衡量。 3.数据说明 WIOD 数据库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主要来源 ，包含 World Input-Output Table、Socio Economic Accounts和 Environmental Accounts。其中，被解释变量出口隐含碳排放 强度的原始数据来源为 World Input-Output Table和 Environmental Accounts，核心解释变量制造 业服务要素投入来源于 World Input-Output Table，本文用于计量分析的样本范围为 2000-2014 年，主回归数据维度为“本国行业出口市场年份”四维层面。 五、基准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1（1） -（4）列的因变量是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核心自变量为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由 完全消耗系数测度）。其中（1）列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2）列为加入国家层面经 济发展特征控制变量（实际人均收入、实际 GDP 增长率）的回归，（3）列为继续加入产业结 构特征变量（第二产业比重）的回归，（4）列为继续加入行业特征变量（行业能源消耗结构） 的回归。从计量结果看，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预期一致，表明制造业服 务要素投入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从控制变量来看，实际 GDP 增长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出 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会更高（Dasgupta et al., 2002; Panayotou, 2003）。 第二产业比重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一国经济结构偏重于工业型经济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会比较高。一国经济 发展往往经历从较为污染的工业型经济到较为清洁的服务型经济的过程，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 国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较高。需要说明的是，人均实际收入平方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并不符合倒 U型曲线的关系，行业能源消耗结构变量并不具有显著性，也与预期不一致，这可 能是由于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对国内增加值（分母）的影响所导致的，这一推测在后文单独对 Shen, J., and Y . Hashimoto, 2004,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on country 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4-9. 张伟、朱启贵、李汉文，2013：能源使用、碳排放与我国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经济研究第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