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人口及人口政策的展望:猪年出生人口会不会增多?.pdf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1 证券研究报告 宏观 研究 /深度研究 2019 年 01 月 22 日 李超 执业证书编号: S0570516060002 研究员 010-56793933 lichaohtsc 孙欧 联系人 sunouhtsc 1宏观 : 其他央行是否买股票救市?2019.01 2宏观 : “跳水保护小组”能否抵挡住美股下跌? 2019.01 3宏观 : 经济普查对经济的正向提振不可忽视 2018.12 猪年出生人口会不会增多? 对未来人口及人口政策的展望 猪年出生人口会不会增多? 出生人口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育龄女性人数及生育意愿 ,我们认为这两项因素短期内均难以有效改善,因此, 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 。 2019 年是农历猪年,是否会出现“金猪宝宝”集中出生进而推升出生人口?我们分析了 1930 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据,整体来看,我国传统观念中的出生人口生肖特征并不显著。据我们测算, 如果中性假设 2019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 1.5,则 2019 年理论上的出生人口将约为 1479 万人,相比 2018 年 1523 万人 继续缩减 。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目前总和生育率降至 1.5-1.6 低位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总和生育率已由 20 世纪 60 年代第二轮婴儿潮时期最高 6.4 的水平下滑至当前的 1.5-1.6, 2018 年仅为 1.52,已明显低于能够维持人口 世代更替 的 2.1。近几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进入衰减期及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政策也作出适时调整,但“二孩” 政策 调整 后,出生人口 却 并未如期大幅回升 。 出生人口数量下行的原因:育龄女性人数降低、生育意愿下降 政策调整后,出生人口不及预期的主因并非二孩政策效果不显著,恰恰相反, 2016 和 2017 年新生儿中二孩占比分别高达 40.4%和 51.2%,二孩政策不仅效果显著,且二孩在新生儿中已起到主力支撑。目前出生人口减少主因是一孩数量下滑过快,其核心原因在于 育龄女性人数 及 生育意愿 同时降低,并且,由于未来 15 年内育龄女性人数走势可确认下行,因此该项因素更为主导,据我们测算, 2032 年 ,我国育龄女性 将降至 2.97 亿, 育龄女性( 尤其是生育高峰女性 ) 人数的减少,将成为未来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核心拖累因素之一 ,市场普遍提出的房价过高 的影响我们认为较为片面。 生育意愿低的主因:经济发展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孩子养育成本高企 生育意愿主要取决于儿童的死亡率 及 母亲的生育成本 , 以总和生育率代表生育意愿 ,我国总和生育率 已濒临 1.5 的 “低生育陷阱”边缘 。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较低有以下原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医疗卫生条件越好,生育意愿越低;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经济和思想更为独立,对婚姻依赖度降低,对工作依赖度提高,职场女性选择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高昂的养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未来人口政策 :计划生育的淡化是必然趋势,但预计政策效果较为有限 2018 年 3 月,全国人大审议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由此我们认为 ,计划生育的淡化 将是 必然的趋势 ,这有助于 解决我国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速下行问题,也 可 提高居民增量需求,新生儿增多不仅将直接拉动母婴、医疗、教育等产品需求,也将带动汽车、住房的置换需求,进而对地产投资也有带动。 但 我们认为,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转变,鼓励生育政策大概率难以扭转我国 总和生育率的颓势 。叠加育龄 女性人数的减少,预计 2019 年我国出生人口大概率继续下行。 中长期我国总人口预测: 2031-2037 年间将迎来下行拐点 我们使用国际常用的 队列要素法 预测总人口, 在悲观、中性和乐观 (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1.3、 1.5 和 1.6) 三种 情形中 ,我国总人口将分别于 2031年、 2037 年和 2040 年达到峰值,峰值分别约为 14.1、 14.4 和 14.6 亿。并预计我国将于 2019-2020 年进入中度老龄化,在 2030-2031 年进入重度老龄化 。 老龄化水平 将 在 2055-2060 年间达到稳态 , 65+和 60+老年人口占比 将 稳定在 35%、 41%左右,此时 65+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将 约为 67%,相比 2017 年 的 16%,抚养压力成倍增长 。 风险提示: 1、放开生育政策效果不及预期; 2、人口老龄化进度加速,对经济构成的较大负面冲击; 3、生活成本继续增长,继续降低居民生育意愿 。 相关研究 宏观 研究 /深度研究 | 2019 年 01 月 22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2 正文目录 一、我国建国以来的三轮婴儿潮及当前人口生育现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目前总和生育率降至 1.5-1.6 低位 . 4 二、出生人口数量下行的核心原因:育龄女性人数减少、生育意愿下降 . 7 2.1 育龄女性人数减少 . 7 2.2 结婚意愿、生育意愿双双下降 . 8 2.3 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孩子养育成本的提高 . 9 三、未来人口政策预测:从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来看,计划生育的淡化是必然趋势 . 11 3.1 计划生育的淡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 11 3.2 我们预计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 . 11 3.3 国际经验显示,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 13 四、出生人口是否有生肖规律,猪年出生人口是否会增多? . 16 4.1 我国居民生育行为是否有猪年偏好? . 16 4.2 2019 猪年出生人口预测 . 17 五、中长期我国总人 口预测: 2031-2037 年间将迎来下行拐点 . 17 风险提示 . 20 宏观 研究 /深度研究 | 2019 年 01 月 22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3 图表目录 图表 1: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及出生率 . 4 图表 2: 1930 年至今,我国经历过三轮婴儿潮 . 5 图表 3: 全面二孩政策下, 2016 年出生率明显反弹,但 2017 再度回落 . 6 图表 4: 老年抚养比逐年走高 . 6 图表 5: 至 2032 年,在三种情形下我国育龄女性人数预测值相同,预计 2032 年育龄女性人数将降至 2.97 亿 . 7 图表 6: 结婚登记同比持续负增长,离婚登记同比增速持续正增长 . 8 图表 7: 1990 年以来,中国初婚年龄平均数连续走高 . 8 图表 8: 美国初婚年龄中位数逐年攀升 . 8 图表 9: 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行,已濒临低生育陷阱的边缘 . 9 图表 10: 各国人均经济总量与生育率基本负相关( 2016 年数据) . 9 图表 11: 女性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 10 图表 12: 学龄前孩子辅导班科目中,兴趣爱好占比 58.73% . 11 图表 13: 各年龄层生育率( 2016 年) . 12 图表 14: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显示二孩生育意愿最强,三孩及以上较弱. 13 图表 15: 各国生育政策汇总 . 14 图表 16: 主要国家总和生育率:虽然实行较强的生育刺激政策,但各国总和生育率并没有明显改善 . 15 图表 17: 1930 年以来,各生肖出生人口增速均值显示:猪年人口增速并未显著高于其他生肖 . 16 图表 18: 猪年人口增速并未显著高于其他生肖 . 16 图表 19: 1930 年以来,各生肖理论出生人口与实际出生人口的绝对差值和相对差值均值来看,猪年出生人口并未高于理论值 . 17 图表 20: 运用队列要素法预测人口 . 18 图表 21: 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种预期下的总人口预测值 . 18 图表 22: 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种预期下的 65+人口占比 预测值 . 19 图表 23: 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种预期下的 60+人口占比预测值 . 19 图表 24: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 . 19 图表 25: 中性预期下, 2065 年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19 宏观 研究 /深度研究 | 2019 年 01 月 22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4 2019年 1月 21日,统计局发布 2018年我国人口数据,截至 2018年末 ,我国 总人口 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530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1523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10.94 ,出生率创下了 1952 年有此数据以来的最低值。经我们近似估算, 1523 万出生人口对应的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 1.52,相比 2017 年测算值 1.69 出现了大幅下行,意味着我国进一步逼近“低生育率陷阱”。 一、我国建国以来的三轮婴儿潮及当前人口生育现状: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目前总和生育率降至 1.5-1.6 低位 建国初期,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实行了鼓励生育政策,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人口死亡率较高,也使得人们生育意愿较强, 1950-1958 年间,我国年均出生2100 万人、出生率 34.24,迎来了第一轮婴儿潮。 1959-1962 年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人口出生率受到较大冲击, 1962 年自然灾害结束,第二轮婴儿潮随之开启,当年新生儿数及出生率分别为 2491 万人和 37.02,均达到历史高位。 但是,人口的膨胀给社会带来了卫生、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 1971 年 7 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3 年,正式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 , 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此后,我国 出生人数及出生率逐步下降,第二轮婴儿潮结束。 1980 年,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一胎化”政策; 1982年,十二大报告明确将“计划生育”纳入我国基本国策,即使第二轮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在此时进入育龄阶段,推升第三轮婴儿潮,但幅度明显弱于以往。 计 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我国人口出生率稳步下行, 2017 年降至 12.4 ,相比 1963 年的建国后高点 43.6 下行逾 30 ,总和生育率( 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 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由第二轮婴儿潮时期最高 6.4 的水平下滑至 1.5-1.6 的位置,我们使用 2018 年出生人口及 2017 年育龄女性人数倒算, 2018 年总和生育率仅约为 1.51,明显低于能够维持 人口总量不变 所需的 “世代更替” 水平 2.1,如果生育率持续保持在这个位置,未来我国人口总量势必走向衰退。 需指出的是, 此处我们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 。 我国统计局每年发布各年龄段育龄女性的生育率数据, 15-49 岁加总所得的总和生育率约为 1.1-1.2 之间,明显小于世界银行数据 。统计局 数据与育龄女性人数、出生人口数目之间的匹配度较弱,国际可比性也较差,因此我们在本篇报告中使用世界银行数据。 图表 1: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及出生率 资料来源: 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10)010203040501949年1951年1953年1955年1957年1959年1961年1963年1965年1967年1969年1971年1973年1975年1977年1979年1981年1983年1985年1987年1989年1991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2001年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年人口出生率 () 人口死亡率 () 人口自然增长率 ()1973年 , 计划生育全面推开1964年 , 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60年代生育高峰期人口进入育龄阶段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 ,2015年放开全面二孩建 国 初 期 劳动力需求高,鼓励生育 宏观 研究 /深度研究 | 2019 年 01 月 22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5 图表 2: 1930 年至今, 我国经历过三轮婴儿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不仅如此, 20 世纪初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 2011 年起人口红利进入衰减期,老龄化程度也逐渐深化,人口问题正在成为制约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潜在威胁 。由此,我国的人口政策近几年进行了适时调整: 2013 年 11 月 15 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独二孩”放开; 2015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面二孩”放开。 但政策放松后,出生人口数量却并未如期大幅回升。 全面二孩政策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2016 年我国出生人口 1786 万人,达到了 2000 年后的最大规模,但 2017 年出生人口再次下滑,仅为 1723 万人,远低于市场此前预期。 2018 年刚刚发布的出生人口为1523 万人,相比 2017 年大幅减少 200 万人。 是否因为二孩政策效果不显著?我们认为不是,其实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 2016 和 2017年新生儿中二孩分别达到 721 万和 883 万人,占当年全部新生儿比重分别达到 40.4%和51.2%,说明二孩政策不仅效果显著,且 二孩在新生儿中已经起到了主力支撑作用,如果没有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新生儿数目将减少得更多。 因此,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目前出生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孩数量下滑过快。市场有观点将原因归为房价上涨及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但我们认为这仅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中一个方面, 一孩数量的下滑最核心源于两项因素:育龄女性人数的减少及生育意愿的降低,我们甚至认为 , 前者更为关键 ,这是因为, 在死亡率稳定的情况下,未来 15 年内 15-49 岁的育龄女性人数走势是可以基本确定的,这是一项通过当前的政策调整无法改变的数据, 随着 育龄女性人数减少,若生育率并未大幅提升,出生人口必然 减少。 再看生育意愿,我们可以使用总和生育率来度量,该数据目前已经濒临 1.5 的“低生育率陷阱”水平,我们认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及生育机会成本的提高,即使配合鼓励生育政策,也难以有效提高生育意愿。综合来看,两项决定出生人口的核心因素在短期内都难以有效改善,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出生人口逐渐下行将是基本确定的,人口总量动能也在逐渐减弱,未来急需转变人口政策,同时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以激发科技红利,应对人口红利的衰减。 0123456705001,0001,5002,0002,5003,0003,5004,0004,50019291933193719411945194919531957196119651969197319771981198519891993199720012005200920132017出生人口 万人 总和生育率 个 右轴宏观 研究 /深度研究 | 2019 年 01 月 22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6 图表 3: 全面二孩政策下, 2016 年出生率明显反 弹,但 2017 再度回落 图表 4: 老年抚养比逐年走高 资料来源: 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456781011121314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出生率 自然增长率 右轴 0102030405060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总抚养比 %总抚养比 :少年儿童抚养比 %总抚养比 :老年人口抚养比 %宏观 研究 /深度研究 | 2019 年 01 月 22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7 二、出生人口数量下行的核心原因:育龄女性人数减少、生育意愿下降 2.1 育龄女性人数减少 新生人口主要取决于育龄女性人数( 15-49 岁)及生育意愿,其中,生育意愿 又 主要取决于母亲的生育成本及儿童的死亡率 。育龄女性是指 15-49 岁的女性, 15 年内(即 2032 年之前),这项数据的走势 主要取决于 当前的 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存活率 , 是可以基本确定的,这也是出生人口较为可预测的主要原因。 2002 年起,我国 1980-1990 年第三轮婴儿潮出生的人口进入 22-30 岁的生育高峰期,这使得 2002 年至 2017 年我国出生人口均值达到1635 万人,远高于 1999 年的 1150 万人和 2000 年的 1379 万人,出现明显抬升。但随着婴儿潮人口红利的消失,育龄女性基数正在缩减, 2011 年,我国育 龄女性人口达到历史峰值 3.75 亿,据我们估算,截至 2018 年已经降至 3.45 亿人,这种 趋势还在继续。 我们结合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女性年龄结构数据及保监会 2016 年底发布的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 2010 2013) ,运用 队列要素法 预测我国总人口及其他人口结构数据(下文第五部分详细介绍)。 经我们测算, 2032 年 育龄女性人数 将降至 2.97亿 , 育龄女性人数的减少,尤其是生育高峰期女性人数的减少,将成为未来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核心拖累因素之一。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自 2019 年起,总和生育率分别稳定于 1.6、 1.5 和 1.3 三种情形,即乐观、中性和悲观,并假设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由 2017 年的 1.15 匀速下 降至发达国家一般水平 1.08,并在后续年份稳定于此,则可以做后续年份的进一步预测。测算结果显示, 至 2050 年,乐观、中性及悲观三种情形下,我国的育龄女性人数将分别降至2.42 亿、 2.35 及 2.19 亿人,生育高峰期女性人数则将分别仅有 5312 万、 4932 万及 4190万人,对应相应的总和生育率, 2050 年的出生人口将分别降至 1109 万、 1007 万及 816万人。 图表 5: 至 2032 年, 在三种情形下我国育龄女性人数预测值相同,预计 2032 年育龄女性人数将降至 2.97 亿 注:乐观、中性和悲观预期分别指 2019 年至 2050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保持在 1.6、 1.5 和 1.3 的水平 资料来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保监会 , 华泰证券研究所 10,00015,00020,00025,00030,00035,00040,0001960196319661969197219751978198119841987199019931996199920022005200820112014201720202023202620292032(万人)育龄女性人数 预测值宏观 研究 /深度研究 | 2019 年 01 月 22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8 2.2 结婚意愿、生育意愿双双下降 当前青年人结婚意愿偏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4 年以来,我国结婚登记人数持续负增长,而离婚登记人数则维持正增长。从初婚年龄来看, 1990年后,我国人口初婚年龄逐年上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10 年我国男性初婚年龄为 25.86 岁,女性初婚年龄为 23.89 岁,相比 1990 年的 23.57 和 22.02 岁,均延后了约 2 岁。观察美国人口的初婚年龄中位数,不难看出,结婚年龄上升,结婚意愿降低或许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但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婚外出生人口占比较低,因此结婚率的降低也是新生人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表 6: 结婚登记同比持续负增长,离婚登记同比增速持续正增长 图表 7: 1990 年以来,中国初婚年龄平均数连续走高 资料来源: 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8: 美国 初婚年龄中位数逐年攀升 资料来源 : US Census Bureau, 华泰证券研究所 以总和生育率所代表的生育意愿 处于低位 , 且 已濒临 “ 低生育陷阱 ” 的边缘。 一般情况下,能 使 人口总量保持世代更替 的总和生育率为 2.1, 维也纳人口研究院的人口学家伍尔夫刚·卢茨( Wolfgang Lutz)等人提出的“低生育陷阱”假设 认为,一旦 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一般为 1.5 以下,由于价值观转变、生存压力增加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生育率会继续不断下降,很难甚至不可能逆转。即便是北欧国家如此慷慨、全面的激励措施,也只是使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四国的生育率自 80 年代以来止跌为稳,并未反弹至更替水平。 (15)(10)(5)0510152025302008-122009-072010-022010-092011-042011-112012-062013-012013-082014-032014-102015-052015-122016-072017-022017-09( %) 婚姻登记 :结婚登记 :累计值 :同比婚姻登记 :离婚登记 :累计值 :同比20212223242526271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2010男性初婚年龄平均数 女性初婚年龄平均数20222426283018901920194719501953195619591962196519681971197419771980198319861989199219951998200120042007201020122015男性初婚年龄中位数 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宏观 研究 /深度研究 | 2019 年 01 月 22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9 受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推开影响, 1966 年后,我国总和生育率逐渐下行, 70 年代回落幅度最快, 1965 年最高时总和生育率为 6.396, 1980 年已经降至 2.63。 近几年,数据在 1.6附近波动,已经接近低生育陷阱临界值,我们认为鼓励生育政策生效难度已经越来越大。 图表 9: 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行,已濒临低生育陷阱的边缘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 华泰证券研究所 2.3 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孩子养育成本的提高 生育意愿走低有以下主要原因: 首先,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医疗卫生条件越好,新生儿存活率越高,人们生育意愿越低 。我国建国初期经济水平低下,人们普遍选择增加生育以应对孩子存活率不高的问题,生育率处在较高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得到逐步改善,生育率也随之下降。我们也观察了国际上主要经济体人均 GDP 水平与总和生育率走势,可以发现两者较为明显的负相关,人均 GDP 水平越低的国家,生育率相对越高。 图表 10: 各国人均经济总量与生育率基本负相关( 2016 年数据)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 华泰证券研究所 0123456719601962196419661968197019721974197619781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2010201220142016总和生育率2.05 2.04 1.75 1.73 2.18 1.62 2.40 1.48 2.46 2.78 2.36 3.27 2.93 4.53 2.70 1.95 2.33 0.000.501.001.502.002.503.003.504.004.505.0002,0004,0006,0008,00010,00012,000土耳其马来西亚俄罗斯巴西墨西哥中国秘鲁泰国南非阿尔及利亚印尼埃及菲律宾苏丹老挝越南印度人均 GDP(美元) 总生育率 (每名妇女生育数 ):右轴宏观 研究 /深度研究 | 2019 年 01 月 22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10 其次,生育意愿降低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直接相关。 我们比对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按性别划分的受教育程度数据,2000 年,大学本科中男女占比分别为 65%和 35%, 2010 年,女性占比升近 10 个百分点至 45%,男性占比则降至 55%;研究生学历 同样 存在这样的 情况 ,女性占比由 2010 年的30%提高 13 个百分点至 43%。这体现出近年来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而受教育程度提高使得结婚及生育年龄有所推迟。 美国国家劳工部网站 2012 年发布的“国际劳动力对比图表”数据显示( 2010 年数据),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 68%,这一数值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 2010 年, 美国约59%,德国约 52%,法国约 51%,日本约 48%,印度约 29%)。 总的来看 ,我国女性不仅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经济和思想也 更为 独立,其对婚姻的依赖度降低, 而 对工作的依赖度提高,职场女性 越来越多的面对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权衡和取舍, 选择生育的机会成本变得更高。 图表 11: 女性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资料来源 : 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 , 华泰证券研究所 最后, 孩子 养育成本 及生活成本的 高企 。当前人们对养育孩子的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对孩子教育和高质 量培养的标准大幅提高 ,花费的精力和成本自然更高。新浪于 2017 年11 月发布的 2017 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到了家庭年收入的 20%以上, 目前孩子的生育和培养支出已经成为很多家庭面临的最大的成本开支 。并且, 有 30%的家长愿意支付超出其消费能力的学费, 可见当前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白皮书中另外一个数据显示,学龄前孩子上过辅导班的比 重 达到 89.92%,选择的种类方面, 兴趣爱好 占比高达 58.73%, 特长类占比 11%,两者加总是主科的两倍,可见我国家长对孩子全面、综合发展的培养诉求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高昂的养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分群体的生育意愿, 尤其是,当前的育龄年轻人多数为独生子女一代,一个家庭肩负四位老人的抚养压力, 他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更高的房价,共同 导致 了 生育意愿 的 降低。 65.08%34.92%69.83%30.17%55.27%44.73%56.81%43.19%0%10%20%30%40%50%60%70%80%本科男 本科女 研究生男 研究生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