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3月国际与中方专业人士的圆桌对话观点纪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全球发展合作系列闭门讨论会全球发展合作系列闭门讨论会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全球发展合作系列闭门讨论会全球发展合作系列闭门讨论会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 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观点纪要 202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2号 100600电话 +86 10 8532 0800； 传真 +86 10 8532 0900.undp/免责声明：本会议纪要仅反映与会各方的观点，不代表任何政府或组织的观点。开发计划署 不对报告引用数据的准确性作任何保证，也不为因数据引用所导致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 。本出版物内提到的具体企业和产品名称不代表其相对其他没有提及的类似企业和产品受到了开发署的支持或推荐。 本出版物中提及的地理区域或使用“国家”一词，非开发计划署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其疆界或边界划定的任何观点表达。如果您对本出版物内容有任何建议或者疑问的话，请联系 jiawen.chenundp封面及排版设计：Chen Jiawen封面图片素材来源：ISTOCK1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背景 兼任发展合作提供者和接受者的国家日渐增多。在从接受方转型为提供方的过程中，各国探索着不同的方式为全球发展出力。国际层面的各类发展合作参与者也在调整其策略，以支持各国在转型中的发展合作事业。 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同时在提供和接受发展援助。探讨中国与传统援助方的合作经验，能够展现中国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在其转型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助于了解中国目前在全球发展合作领域中的重要角色。同时，分享各方对于中国经验的见解也有助于构建传统援助方 、 中国，以及其他转型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更好地协调全球发展合作，促成发展合力。 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与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关于未来全球发展合作的系列闭门讨论会（遵循查塔姆宫守则）。本系列讨论旨在促进各国发展合作实践的分享交流，从而进一步探寻未来国际发展合作的共同着力点。感谢瑞士驻华大使馆支持此系列会议。 在2021年10月26日的讨论会中，来自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合作部门政策制定者、学术界、智库及国际组织等领域内的12位专业人士参与。本场讨论会基于和拓展了过去的一些会议成果，包括在 2014年举办的11个南南合作国家研讨会 、 2016年在北京举行的南南合作对话 以及 2019年在首尔举行的闭门圆桌会议 以及 2020年在北京举行的本系列首场闭门圆桌讨论 。 本会议纪要记录了参会者们所分享的宝贵见解和知识，这些也将被用于启发此系列后续的知识产品。本纪要遵循会议所设的主题讨论与提问框架，仅反映当天与会各方的观点，不代表任何政府或组织的观点，包括会议组织方。完整的参会者名单请详见附录。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2 受援国应当掌握发展主导权 中方在接受发展援助期间，始终掌握着发展的主导权，即依据自身的建设目标，引进包括资金、设备、技术、管理方法和理念及经验在内的国际援助。 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的合作为例，1979年以来，开发署每一轮在华的国别工作方案都围绕着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制定。所参考中国的发展战略包括了五年规划、不同时期侧重的发展领域等。传统援助国在对华的双边援助中，也一直将中国的发展规划纳入其中。 受援国掌握主导权有利于其积极调动国内各方寻求、引进和利用国际援助，从而最大程度上发挥先进技术、人才和资金的作用。讨论观点I. 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 来自中国的观点1. 中国在同时作为“援助接受者和提供者”期间，你认为获得了哪些最重要的经验？1950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接受了来自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援助。 中国也开始向朝鲜、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中国也开始向朝鲜、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71年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1978年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79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成为了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华开设办事处的国 际多边发展合作伙伴2010年 世界银行把中国列入中高收入国家2019年 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10,000美元2020年 中国对外援助70周年3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 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为例，在这一领域，中国在过去受到了数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支持，包括了丹麦、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中国的各级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充分参与其中。例如，政府开发合作项目；企业和研究机构通过参与研发、合资或直接购买技术等形式将技术引入国内；技术引进后尝试定点示范，推广市场；而后更多的企业、科研机构和民间组织参与将引进的技术进行再创新。这不仅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同时也在国内培养了一批领域内的人才。null 中国对受援国的心理感受和实际需求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接受发展援助的过程中，中国从受援国的角度，对援助关系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更深的理解，观察并了解到各个援助国和机构的工作特点和领域。中国有一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于中国从受援国角度对援助关系的深刻理解，中国的对外发展合作更加秉承这一理念。 有参会者总结道，新中国成立后，可以根据来自前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援助划分出两个不同阶段。前苏联的援助通过对中国的技术和工业设施进行投资，以及组织大型生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西方的援助主要是通过诸如资金投入带动市场建设，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null 接受和提供发展援助的工作相互影响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接受更多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国际机构的发展援助。其背后有着内外两方面的契机。一方面，接受和寻求援助能够支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中国与诸如联合国、开发银行等多双边援助机构之间有了更多合作机会。中国有一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于中国从受援国角度对援助关系的深刻理解，中国的对外发展合作更加秉承这一理念。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4 同时，1978年后，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理念和内容开始逐渐调整和提升，从单向的对外提供援助转为形式更加多样的互利合作。在国际援助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自主发展的能力也不断提升。这些发展成就和经验为中国之后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创新援外内容和形式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中国从1980年初开始试办出口特区，即如今的经济特区。为帮助中国了解和学习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中国经济特区建设提供参考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实施针对经济特区贸易发展的出国考察项目。1980年9月至11月，中国政府考察团走访了六个国家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而后，1998年8月，中国首次为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举办研修班。由此，中国援外培训开始形成技术培训与官员研修的并立体系。中国这种授人以渔的发展援助理念和方式，很难说不是受到参加八十年代考察项目的启发。 中国在提供援助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偏重于基础设施和硬件设施的建设。但中国也在学习借鉴传统的援助方，包括联合国系统的经验。例如，中国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项目中，更加意识到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中国不断加大对外援助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力度，一定程度上受到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实施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TCDC)项目的启发。后续，中方又将这一启发应用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南南合作中。近年来，中国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万个培训机会，包括短期研修和长期学历学位教育。 接受和提供援助部门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互动 虽然中国的援外和受援工作中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借鉴，但总体而言，援外和受援工作体系依旧相对独立。在国际援助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自主发展的能力也不断提升。这些发展成就和经验为中国之后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创新援外内容和形式打下了良好基础。5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 有参会者提出，建议两个工作体系间能开启更充分的交流和互动。如此，原来接受援助时积累的经验能够更好地转换成为对外援助的助力。同时，这也有助于中国整理总结其在发展合作领域的实践经验， 更系统性地了解自身在发展合作模式和内容上的变化及创新 ，探明自身的比较优势。 国内多部门间的协调合力 是重要的 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应对诸如新冠与艾滋病等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时，合作的成效尤其需要依赖国内多部门的协调。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各国的合作为例，各个国家内部都有协调委员会。中国的 公共卫生 协调委员会由副总理领导，由45个部委官员、相关省份的副省长以及直辖市副市长等人组成。这种协调机制保障了政策和资源的充分调动。新冠疫情当下，学习和采取这种应对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应对诸如新冠与艾滋病等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时，合作的成效尤其需要依赖国内多部门的协调。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6 转型期国家接受的国际发展援助体量和领域可能迎来改变 以中国为例，国际层面的对华援助体量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国际援助资金总量逐年降低，这主要是鉴于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资源有限。所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项目会离开中国转向低收入国家。这里可以参照联合国核心资源使用，其中八成以上会分配给最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及以上的国家获得的各个核心资源只占到一成左右。 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发展投入会越来越高。以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为例，2007年中国的防治经费达到了21.6亿人民币，国际组织的捐助占到了30%，在2013年的时候，艾滋病防治经费是28.7亿人民币，但是国际组织的经费降到了8%，2020年中国的经费达到了88.6亿人民币，国际组织的经费已经不到0.1%。 从地域分布来说，对华发展援助项目也从最早覆盖所有的省份，逐渐向中西部地区集中。内容也从最早提供硬件设备（例如计算机），至现在更多向政策咨询领域倾斜。 有参会者提到，这些趋势表示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正在经历重要转型，从兼顾双重身份开始转向成为重要的发展合作提供方。 转型期国家内需要更多具有创新性的筹资方转型期国家内需要更多具有创新性的筹资方式式这些趋势表示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正在经历重要转型，从兼顾双重身份开始转向成为重要的发展合作提供方。2. 近年来，开始同时担任国际发展合作接受者和提供者的国家逐渐增多，这会 产生哪些主要影响?7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 以中国为例 ， 为了保障有效的合作，除了现有的财政资金之外，需要动员更多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基金共同参与到发展合作中。正在开展的南南合作项目已经展现出了一些多样化的资金渠道。 转型期国家内部发展合作部门与人才开始整合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发展合作工作是分散在各个部委和司局的。随着中国2018年援外管理体制改革，国内发展部门和人才开始整合。类似的案例还可以参照罗马尼亚。2013年以来，在当地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罗马尼亚建立了其国际发展合作部门，成立了Roman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RoAid) 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出现更多推动者 有参会者提到，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发展合作议题的倡议者，中国通过总结自身发展历程和对外提供发展援助的经验，推动着国际发展合作进一步发展。 有参会者也提到，近年来，国际援助方和有关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发展援助的模式和理念，中国也逐步影响了一些传统发展援助国的行为。例如，一些国家也开始在受援国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硬件建设。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如中国这种有着接受和提供援助经验的国家加入国际发展合作，有参会者的观点认为，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平台上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平台上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83. 中国成为发展援助的接收者和提供者，对中国与传统发展援助提供方之间的 发展合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以过去的双边援助纽带为基础，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和模式 有参会者提到，随着中国成为重要的发展援助提供国，中国与传统援助国之间的合作不断从双边转向着眼全球的合作，侧重支持着人才、资本、技术创新要素的流动，突破了国家间单向出资和接收的模式。 例如，2009年在德国撤出了所有在华的双边援助项目后，2017年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和中国商务部联合成立了中德可持续发展中心，作为双方在发展合作层面的新起点。其工作的三个领域主要涉及中德发展合作对话、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三方合作项目、以及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 再以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发展合作为例。日本在华的许多发展援助项目都很好地融合在了当地民众日常的生活中。例如，北京首都机场、地铁、中日友好医院，还有在其他各个城市也有同样扎根当地的中日合作成果。作为项目中的典型成果，中日友好医院作为中日技术交流的一个平台，现正逐渐成为支持国内中西部地区其他医院能力建设的一个立足点。未来，这种模式可以应用到国际发展合作层面，例如通过中日友好医院所建立的中日之间的技术交流纽带，两国可以将合作的成果应用于支持其他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发展建设。 合作模式和领域的变化也体现在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中。欧盟作为中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主要发展援助提供方，项目多集中在健康，环境和教育领域。过去几年，中欧之间仍然存在很多合作，但合作已转向那些关乎双方共同利益的全球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能源、贸易关系等等。中欧之间也转变为合作伙伴的关系。中国与传统援助国之间的合作不断从双边转向着眼全球的合作，侧重支持着人才、资本、技术创新要素的流动，突破了国家间单向出资和接收的模式。9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 多边发展机构的战略调整 与传统双边援助提供国类似，驻华的多边发展机构也正在调整其战略。目前在华的数个国际发展机构已经调整了与中国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在政策交流、能力建设，和具体的技术合作和示范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利用中国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获取的发展模式和成功案例，通过南南合作的平台，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交流，互相借鉴。 以联合国机构为例，有参会者总结道，转型国家内国际发展机构的战略调整大致存在以下两种路径。第一种是完全撤出国内的发展援助项目，转向（1）依托挖掘和分析所在国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工具，推动全球层面的分享与推广；（2）通过建立联合发展信托基金或专题基金，支持其他国家的特定发展领域；（3）采用挑战基金的模式（例如波兰挑战基金），鼓励本国私营部门、研究机构和民间机构参与发展合作。第二种是保留部分国内发展项目的同时，增强国际层面发展合作。国内的发展项目重心转向支持诸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的领域；帮助增强所在国的双边发展合作能力，包括建立法律体制框架、开发统计工具、人员能力建设、帮助制定与受援国的合作规划；以及，促进当地私营部门参与对外发展援助等。 国际多边机构在过去对中国提供的发展援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机构为例，在与中国合作的42年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引进了国际先进的理念、技术、资金，支持了中国的国内发展战略，例如九十年代的西部大开发、21世纪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等。同时，也在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减贫、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体制治理等。因此，在华的国际机构对中国国内发展资源与发展经验积累了深厚了解，与许多政府部门也建立了非常深的机构记忆。有参会者提出，希望未来驻华国际发展合作机构能够积极利用这些已有资源和优势，为其他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做出贡献。希望未来驻华国际发展合作机构能够积极利用这些已有资源和优势，为其他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做出贡献。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104. 您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成为发展援助的提供者，中国在哪些领 域能够与其他发展援助提供国进行协调合作，以提高发展合作的效果和效率？ 聚焦各国面临的共同发展挑战 为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更好地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展中国家急需国际前沿的政策咨询和技术支持，具体应用领域包括测量多维贫困、实现碳中和等。例如，中国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却也依旧面临着国内发展不均衡不平等、老龄化和乡村振兴的挑战。这些类似挑战也出现在其他国家。聚焦共同的发展议题可能会带来更多国际层面的协调合作。 在全球大背景下，制定具有共通点的国家对外发展合作战略 重大的全球性发展议题，例如公共卫生议题、气候变化议题、粮食安全议题，如何纳入到发展援助提供国的对外发展合作政策设计中，又与国别政策相结合，是各个发展合作提供国都需要研究的议题。 同时，各国也面临着一些其他共同的全球性挑战，例如如何扩大国际发展合作的资金体量以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面对新冠疫情对发展资源造成的额外挑战，各国都需要考虑如何更合理及高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源，这不仅仅局限于资金，还有国内的各项社会资源，以及其他能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资源。 研究如何将外来援助化作内生发展动力 提炼新兴发展合作提供方的援助转化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地，需要研究它们如何将长期重大的全球性发展议题如何纳入到发展援助提供国的对外发展合作政策设计中，又与国别政策相结合，是各个发展合作提供国都需要研究的议题。11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的外来援助转换成内生的发展力量，再转而开始支持其他国家发展。因为，发展合作项目的成效很多时候并不仅依靠赠予和资助，而是更多依靠受援国自身的吸收能力。 中国多年来接受援助的经历，强调了受援国的治理能力和实力是保证国家长久稳定发展的关键。 例如，在以技术转移为主的项目中，受援国对技术的消化和再利用能力对项目成效来说尤为重要。即，将技术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发挥本土优势，应用和再改进技术。同时，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培育自身的科研力量，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再创新，构建本国的技术发展道路。 有参会者提到，鉴于在这些转型期国家中，目前以国际援助促进国内发展的人才尚在，各国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更多系统性的总结、交流和研究。例如，中国可以梳理其利用国际资源服务于国家总体规划和各行业发展的最佳实践。这些经验能够对于推动新时代的国际发展合作提供更多范式的参考，对于其他受援国来说也十分具有借鉴意义，以此提高国际层面总体的发展合作成效。 政策交流 各国可以积极推动在政策方面的交流合作，创造更好的国际发展合作政策环境。国家自身的支持政策，例如开放的投资环境、配套立法等，是提高发展合作成效的重要因素。 扩大必要的公共产品的可获取途径，例如卫生产品 公众健康是全球性的发展议题，而提高卫生产品的可及性是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提出的发展需求。药品、检测试剂、口罩和避孕套等防护用品属发展合作项目的成效很多时候并不仅依靠赠予和资助，而是更多依靠受援国自身的吸收能力。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12于典型的卫生产品。过去数十年，中国在卫生产品的制造能力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很多药品都能在国内研发生产，自给自足。就提供卫生产品给需要的其他国家，鉴于国际层面对于卫生产品有着一定的标准和要求，中国可以增强与其他国家在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卫生产品方面的信息互通以及技术合作，进一步在国际层面形成更多优势互补。 支持更多力量参与全球发展合作 目前的发展合作关系，越来越不局限于政府相互对接的形式，社会组织和商业领域的参与将越来越多。有参会者提到，中国前不久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其中一个重点领域就是要动员更广泛的主体参与到发展中。参会者建议可以设置团结抗疫、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等主题，介绍中国企业、民间力量参与全球发展的实践和案例。中国可以增强与其他国家在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卫生产品方面的信息互通以及技术合作，进一步在国际层面形成更多优势互补。 13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讨论观点II. 如何在转型时期走向最优发展合作模式？ 1. 从您的角度来看，何种全球发展合作原则在转型时期能更好发挥作用？ 尊重发展主权 国家主导权意在使受援国掌舵自身发展进程，提供方之间则应当相互协调，以支持受援国内在的发展战略。支持国家自身体系而不另辟平行发展路径非常重要，这样可以保障国家经济建设提升后，可以依靠自身持续发展。 有参会者说道，中国通常将受援国政府作为合法的援助对象，从尊重受援国主权的原则出发，中国一般不向受援国提出具体的发展援助资金的使用要求。这一点与很多传统援助国的原则，比如倡导国家主导权，是十分类似的。例如，经合组织国家会给受援国提供预算支持，与其沟通预算政策和预算落地方式，但不会去干涉预算的支出领域。 包容的伙伴关系 具有包容性的伙伴关系，指的是发展合作不仅仅是政府对接政府，需要确保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市民组织、私营部门、工会和其他的商会协会等都有可以参与发展合作的机会。包容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互相尊重，相互抱有信心。从讨论，到设计，到国际发展合作项目的落地，具有包容性的合作关系应该作为原则贯穿始终。 需求驱动 对于很多新兴发展合作提供国来说，在发展从讨论，到设计，到国际发展合作项目的落地，具有包容性的合作关系应该作为原则贯穿始终。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14合作实践中，应该避免供给驱动，而是应该从如何能更好地帮助发展成果本地化落地的角度去考虑。这需要深入分析和探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信息，其中的各方发展合作参与者也要在实践过程进行不断调整和优化。 结果导向 不论是传统还是新兴的发展合作提供方、国际多边机构，还是其他作为接受方的国家，结果导向作为发展合作中最基本的一条指导原则，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 结果导向意在了解特定的发展合作中，受援国家内产生哪些发展成果。结果用以帮助衡量项目是否达到了预期支持的发展目标，这些衡量应该在不同的项目和不同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通过这些信息，各方可以改进后续合作内容和模式，从实际出发提高发展成效。 协作意识 这个世界正面临着巨大的双重挑战，一是环境层面的，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流失，二是当下的新冠疫情。同时，还有很多长期存在的全球性挑战也亟待解决。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处理这些挑战，解决办法需要依靠协作全球范围内的各方以包容地态度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通过形成协作合力以提高发展援助的效率和效益，对于每个发展合作参与方自身来说都是有益的。 南南合作国家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都致力于相同的全球发展事业，有参会者鼓励双方之间需要逐渐构建一个可以协作的整体。双方过去在双边援助中所积累的对于彼此的理解是一个很好的基础。虽然目前双方的发展合作工作遵循着两个不同的范式，但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情景下，都全球性挑战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通过形成协作合力以提高发展援助的效率和效益，对于每个发展合作参与方自身来说都是有益的。15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不能说哪一方遵循的原则孰优孰劣。一旦双方可以加强协调合作，建立起一些共识，所有国家（不论受援还是援助方）都将从合作中获益更多。这也能够让各国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里，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取得更多的进展。 透明度 传统援助国强调透明度对于发展合作的重要性。公开透明以及相互监督这两点对于长期提供发展合作的国家来说十分关键。例如，在全球的援助资金的使用方面，欧盟每个月都会在其网站上更新数据，即国际援助透明倡议（International Aid Transparency Initiative）。公开透明不仅能够让受援国的政府部门、媒体以及公民了解和检验发展合作的成效，同时也能帮助援助国纳税人更好地了解政府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贡献。这些都将有助于提升未来的发展合作能力和效果。 中国在发展合作透明度方面正在慢慢推进。今年十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举办了首场面对媒体的新闻发布会，就对外发展援助的管理办法接受了记者问答。这个推进透明度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专注发展合作议题的科研机构可以在这些方面做更多支持工作。这个推进透明度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专注发展合作议题的科研机构可以在这些方面做更多支持工作。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162. 从您的角度来看，发展伙伴者之间共同进行发展合作的具体形式可以是什 么样的？ 共同融资 在发展伙伴间寻求合作，达成操作层面的共识，需要各方长期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作为起点，各方可以寻求在大型项目内参与共同融资的方式，这也可以为之后更多形式的合作打下共识基础。 这种合作已经存在先例。其原理主要是由于大型项目（如风力发电厂）通常包括很多内在需求（如技术，零部件，融资等），这就为各方（包括南南合作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多边机构、银行等）创造了符合自身优势的领域。通过协调，这些领域之间通常存在明确的界限，这可以减少各方在实操层面协商和磨合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单靠共同融资仅能带来有限的技术层面的交流，如何在共同融资的基础上，在技术实操层面也逐渐形成共识，是未来值得探讨的话题。 共同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在全球发展合作中是一项重点。能力建设是分层次的，包括顶层建设、中层以及最基础的落实层的参与者。共同能力建设可以加强不同层次的人才资源的国际流动，构建国际发展合作合力的人才共识基础。通过包括技术培训、经验交流、实地考察在内的等活动，发展合作伙伴可以互相加深对彼此以及国际发展方向的了解，缩短本国的发展摸索时间，挖掘合作潜质。如何在共同融资的基础上，在技术实操层面也逐渐形成共识，是未来值得探讨的话题。17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 借助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作为合作协调平台 长期来看，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开展合作非常重要。诸如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已经和各国建立了深厚的了解和信任，其自身已经成为了帮助国家间形成合力的基础。通过联合国等机构促成各方之间的发展合力，也能体现出各国对全球多边体系的支持。在诸如能力建设等领域，多边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全球网络和专家资源，这些资源有待在促进国际发展合力中进一步开发。 现阶段，运用多边机构作为协调平台开展发展合作的方式正在不断创新，例如中国的南南合作基金就是一次非常积极的尝试。但总体而言，目前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仍以双边援助作为主渠道。有参会者提到，未来希望中国可以和国际多边机构开展更多的务实合作，在诸如项目实施、设计、评估等更多环节内融合和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也能进一步丰富多边体系下发展合作的内涵。未来希望中国可以和国际多边机构开展更多的务实合作，在诸如项目实施、设计、评估等更多环节内融合和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18 明晰各方对于重要概念的认知 目前参与发展合作的各方，由于语言的障碍，以及各自哲理性知识体系的不同，在一些重要概念的认知上仍然存在理解差异，这对于达成各方之间的协作，构成了长期挑战。 例如，过去的双边援助关系中，出资方、执行方、受援方相对有着明确的含义和界限。随着伙伴关系在国际发展合作中日渐被强调和突出，在双边援助转向国际发展发展合作时，各方要明确，例如，什么是伙伴关系。再者，在发展合作中强调需求导向时，对于需求内容或者对需求分析的深度，精度，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明晰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定位 有参会者指出，中国的发展合作一直秉持实践着南南合作的原则，是穷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但随着中国实践的重心慢慢从接受转向提供，需要理清中国与国际发展合作伙伴之间的关联和定位。在这一方面，国内的研究机构和学者需要就这一议题开始探讨和分析，这与中方未来的发展合作实践原则将是直接相关的。 地缘政治 有参会者提到目前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发展合作造成的挑战。当然，这不仅存在于发展合作领域，国际贸易关系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发展合作需要包括中方在内的所有国家增加相互交流，但地缘政治因素正在让这种交流变得更加困难。随着中国实践的重心慢慢从接受转向提供，需要理清中国与国际发展合作伙伴之间的关联和定位。3. 在上述回答来看，您认为合作中会遇到哪些短期和长期挑战？19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国家对外提供的发展贡献应该被看到。在这一点上，确保发展合作对外的数据透明，以及维持发展合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有所帮助。 其实，大多数的发展合作实质上并不牵涉到任何国家的竞争性信息，比如产业机密等，也不以改变任何政策为目的。反而，合作围绕着尊重和支持伙伴国家的发展政策。在如今的地缘政治大环境下，如何能够让各方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共同创造共赢，值得探讨。 如何提升对于提供方贡献的关注 由于当下的地缘政治环境，很多发展合作提供方之间之所以难以达成合作，其中一点是因为担心自身的贡献会在合作中被掩盖。国家对外提供的发展贡献应该被看到。在这一点上，确保发展合作对外的数据透明，以及维持发展合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有所帮助。 克服疑虑 难以达成合作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各方之间对于彼此的疑虑。有参会者指出，许多传统援助国在各种场合都提到，对于中国如何开展发展合作，在哪些国家的哪些领域有着哪些项目等信息依旧不甚明了。如何克服由于信息模糊带来的疑虑？在这一点上，有参会者提到可以加强利用既有的国际平台，以及一些非正式场合进行不同层级的沟通，以此通过加深相互间的了解来减少不信任。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204. 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与共建，实现更加高效和务实的国际发展合作， 您认为首先需要做到什么？ 主动加入不同的发展合作原则讨论 传统援助国所遵循的原则，包括釜山原则，在创建初期并不是为了限定操作流程，而是用来促成更顺利的发展合作，以及引导传统援助国的发展合作实践。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成员国可能会对原则产生不同的理解。同时，原则的释义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调整。例如，一旦某些原则在一些时刻开始制造问题，那委员会就会展开讨论，重新检视和修订完善这些原则。 实际上，类似的讨论一直在成员国内部进行着。一些新兴的援助方国家在加入时，也会主动开启这些讨论，基于其自身对发展合作实践的理解以及其实践优势和特点，探讨如何在维持自己的理念的同时，融入既有的原则，同时也积极参与制定新规则。 以日本为例，在日本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时，该国是在委员会内唯一的亚洲国家成员。日本当时先学习适应西方国家先制定的援外政策规范，后来主动参与完善国际规范。比如，日本基于本国的全民公共医保体系发展经验，通过包括委员会在内的各种国际平台积极推动将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纳入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此项发展目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已开发出用于指导数据搜集和分析的指标。目前，全民健康覆盖已成为经合组织的一个重要发展议题。 参会者强调，虽然目前发展援助提供国使用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成员国可能会对原则产生不同的理解。同时，原则的释义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调整。21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着不同的实践范式和原则，希望未来这些国家能够加入到彼此的这些讨论中。参与其中可以让各方有机会了解原则制定背后存在的逻辑，这为后续互通不同理念创造了可能性。 扩大在理念层面的共识 传统援助国和中方的一些发展合作原则的相通之处正在增多。从今年中国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到新对外援助管理办法，中方文件里面提到的很多理念，虽然词汇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可以看到与釜山原则内在逻辑的部分相通之处。例如，结果导向、增强评估、受援国主导，加强信息共享，加强与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合作等等。 各方可以在这些共通之处的基础上，尝试促进不同理念间的互通。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起更具有灵活性的一些原则，帮助凝聚各方合力指明方向。就此，参会者鼓励经合组织和中国之间进行更多建设性的对话。 在理念层面构建共识的同时，在实践层面继续开展合作 在宏观层面的价值、原则、术语和概念方面取得共识需要充分的时间。然而，全球性挑战已经容不得任何行动上的延迟了。全球发展界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应对挑战，否则所有国家都将面临成倍的成本增加，同时未来人类会面临的更多的风险。所以，在构建理念层面的共识期间，各方可以在实践层面继续实际可行的合作，这些合作是短期内各方可以开始实践的，并且也会为未来全球发展合力打下基础。 巩固发展合作领域内基础性研究的相互交流 学术和基础性的研究是非常有效的确定合作各方可以在这些共通之处的基础上，尝试促进不同理念间的互通。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起更具有灵活性的一些原则，帮助凝聚各方合力指明方向。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22伙伴的基础，也服务于需求分析和比较优势评估。有参会者提到，在发展合作的实践过程中，涉及到任何领域的议题，尤其是政策领域和软实力搭建，各国始终都把智库和研究人员的分析作为前期铺垫以及后续支持。 未来，希望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才能够在国际标准、实践规则、与发展有关的关键词的定义、哲理层面的不同和共同之处等方面，形成一些全球性的知识产品，促进中外的相互理解，以供各方（包括在提供和接受双方之内与之间）拉近认知。同时，人才培养和学科的建设也十分重要，这些都应该作为学界长远的建设性工作内容。 在受援国内构建信息共享的可能性 中国的经验和实践发展合作的方式不仅可以为南南合作国家所借鉴，同时对于与传统援助国寻找共识也有所助力。 有参会者提到，希望中国可以加入到传统援助国之间的在受援国当地的协调沟通中。例如，作为协调沟通的一环，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在进行对某一国的发展合作前，会先通过发展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平台在当地与各方进行磋商。这些会晤和磋商有助于他们了解在当地的诸如欧盟、英国、法国等其他传统援助国的项目。这类沟通的最佳协调平台并不是由传统援助国负责，而是受援国自己主导的。在此类沟通中，包括接受和提供方在内的国家都会互通彼此对于当地情况的了解，并且思考如何结合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共同支持当地发展。这有助于实现各方项目之间的优势互补，也能够加深对各自的比较优势的了解，是促成协作合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希望中国可以加入到传统援助国之间的在受援国当地的协调沟通中。23转型时期的全球发展合作艾伦凯莉 Ellen Kelly 欧盟驻华代表团 发展参赞Development Counsellor, the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hina哈根埃特讷 Hagen Ettner 中德可持续发展中心 德方主任 German Director, Sino-German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郝博霖 Balzs Horvth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驻博茨瓦纳代表；前亚太首席经济学家Resident Representative in Botswana, Former Chief Economist for Asia-Pacific, UNDP刘娴 LIU Xian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IDC, CAITEC, MOFCOM 刘馨 LIU Xin 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 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 Technology Transfe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Centre, The Administrative Centre for Chinas Agenda 21,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马克强 MA Keqiang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执行协调处 处长Division Director, Executive Coordin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MOFCOM土居健市 Doi Kenichi Diinsider 高级研究员；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中国办公室前所长助理Senior Advisor,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nsider (Diinsider); former representative of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 China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