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No. C2020006 2020-12-08 从“医疗挤兑”到“普惠医疗”： 武汉疫情防控策略转变的效应分析 张丹丹 黄金迪 摘要： 我国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为世界各国的防疫提供了宝贵 经验。特别是作为疫情初发地的武汉，在三个月内成功地应对了“医疗挤兑”，实现了新冠 患者清零。本文分析了武汉从“医疗挤兑”到“普惠医疗”的抗疫过程，强调了疫情防控策 略转变对救治效果的影响，以及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政府有效管控的重要性。基于武汉一家新 冠收治定点医院的诊疗记录，从病死率和愈后恢复情况，分析了基于“应收尽收”的普惠医 疗对新冠救治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早期的医疗挤兑阶段，武汉逐渐实现普惠医疗后 新冠患者死亡概率明显降低；院内的医疗资源稀缺程度改善（联排氧装置启动、医患比例上 升），也显著降低了新冠病死率；危重、高龄患者的病死率对医疗资源获得性更为敏感；此 外，经历过医疗挤兑的新冠患者在痊愈后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本文强调了应对公共卫生 危机，为避免挤兑的发生，需政府介入在短期内加强稀缺医疗资源供给的重要性。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医疗挤兑、病死率、公共卫生政策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号：71973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项目批准号 20AZD086）、国家高端智库项目、北京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攻关专项课题” 的资助。作者感谢张明祥、张知、张曼筠提供的数据及武汉调研资助，以及刘朔岑提供的优秀助研工作。 张丹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电话：01062759779，电子邮件：，邮 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100871；黄金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电话：01062759779，电子邮件：，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 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100871。2 From “Hospital Runs” to “Health Care for All”: The Impact of the Public Health Policy Change Abstract: Chinas public health measures during the pandemic have significantly contained the spread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In particular, Wuhan, as the first epicenter, had successfully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hospital runs and achieved its zero newly-confirmed COVID- 19 patients in three months, which is a miracle of public health preven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whole process of Wuhans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parts with the first part featured by “hospital runs” and the second part featured by “health care for all”. We emphasizes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public health measure on the treatment outcomes. This paper uses a unique data from a COVID-19 designated hospital in Wuhan to verify the benefical health effect of the “health care for all” policy implemente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VID-19 mortality rat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eriod of hospital runs; the availability of medical resources in the hospital (connected oxygen device, doctor-patient ratio)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in-hospital death and this reduction is more salient for the critically ill or the elderly patients.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going through the period of hospital runs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OVID-19 patients even after discharge.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roviding sufficient medical sources by the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the hospital runs during the public health pandemic. Key Words: COVID-19，Hospital Runs，Mortality，Public Health Policy3 一、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是全世界仍在共同面对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 相比人类历史上的大型流行性传染病，COVID-19 具有传染性强，病死率高的特点。2020 年 初，武汉集中爆发。3 月开始，全球其他国家陆续大范围流行。截至 12 月初已波及 218 个 国家，确诊人数逾 6500 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一些相关研究推算（Polln et al.，2020；Havers et al.，2020），全球实际感染新冠肺炎人数远高于确诊病例的数量， 实际的感染病例可能已经高达 4 亿人。截至 11月底，COVID-19 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 145 万 人，病死率在 2%左右。相比之下，每年导致全球约 29 万至 65 万人死亡的季节性流感病死 率仅为0.01% 。COVID-19在感染人数以及病死率方面堪称流行病之最。 COVID-19 的这些特点使得其在迅速传播的同时易引发“医疗挤兑”。全球各国不仅面 临疫情防控的挑战，同时要应对疫情引发的医疗挤兑行为。作为新冠患者病例最多的美国， 截至 11 月底，其总病例数累计为 1300 万，每天的新增病例数达到 18 万，而当下只有 9 万 人可以在医院救治 。美国的医院系统面临床位短缺、医护人员不堪重负和氧气供应不足等 问题，这使得现在总统当选人拜登的 COVID-19咨询委员会成员 Michael Osterholm疾呼： 美国的卫生健康系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意大利也类似，在疫情暴发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里，意大利的新冠患者数量超过 4 万人（Armocida et al.，2020），医疗挤兑导致医疗 资源供给无法满足救治的需要，医生只能将有限的呼吸机优先用于有希望救治的患者，放弃 对高龄患者的治疗 。严重的医疗挤兑使得意大利成为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病死率 一度高达 11.4% 。抗击新冠肺炎的经历告诉我们，面对危害性强的传染病，世界各国亟需 一个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有效缓解医疗挤兑的方案。 我国武汉作为首个应对疫情的地区，在摸索过程中贡献了宝贵的抗疫经验。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中国卫健委首次通报武汉疫情后，武汉采取了封城措施，阻断了疫情在全国更大 范围传播。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物资和医疗资源集中调集武汉，为新冠肺炎“武汉阻击战” 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在疫情暴发早期，由于应对经验不足武汉出现了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和 医疗挤兑（Chen and He，2020）。但随后调整了应对措施，在防疫方面，“居家隔离”与 “社区防控”相结合，设立“集中隔离点”；在救治方面，指定 “定点医院”并新建“临 时医院”，扩大医疗服务供给能力；通过防疫和救治两方面协同作战，创造了在两个月内打 赢“武汉阻击战”、实现武汉新冠新增患者清零的公共卫生防控奇迹。4 回顾武汉的抗疫过程，在疫情爆发之初，由于供给短缺、公共部门应对不当而造成事实 上的缺位状态、社会恐慌加剧，人们对于医疗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在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形 下，很可能造成医疗资源分配的挤兑行为。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人 群更为难以获得医疗资源。由此所造成的高死亡率既出现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也出现在其 他疫情严重的国家。这一在突发性高致病性传染病中常见的现象在其他公共应急事件中具 有一般性。探索武汉疫情暴发背景下有效缓解医疗挤兑问题的经验对应对其他人类所面临 的类似挑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武汉的抗疫经验显示，政府部门面对医疗挤兑的出现较为迅速地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 施，首先确立了有政府官员和公共卫生专家组成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在特殊时期的统一领 导地位，在其集中领导下通过“居家隔离”和“社区防控”等切断传播途径，同时迅速增加 床位和医护人员扩大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特别是武汉在疫情暴发早期承诺了医疗保险承 担医疗费用兜底，以及后期采取了对所有新冠感染者的应收尽收，这种普惠式医疗政策扭转 了武汉的疫情发展趋势。具体来看，这种防控策略较快地结束了医疗挤兑行为，控制了传播 过程，显著降低了死亡率，改善了弱势人群医疗资源利用的可及性，显著提高了高龄和危重 患者的治疗效果。从“医疗挤兑”到“普惠医疗”的转变，是武汉抗疫策略转变的关键性特 征，改善了救治效果，降低了挤兑行为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平性。 本文利用在武汉多家医院调研的一手材料 复盘了武汉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公共卫生应急 防控机制调整的过程。 自1月初武汉出现 “不明原因肺炎” 患者到3月18日新增新冠患者清零， 2个多月的武汉抗疫全过程可以分为“被动响应”、“积极防控”和 “应收尽收” 三个阶 段。从医疗资源的供求角度看，武汉经历了从“医疗挤兑”到“普惠医疗”的变化过程。通 过对“武汉阻击战”过程的回顾，可以总结出“防疫”与“救治”双管齐下、统一部署、集 中调配资源、分层救治的系列措施组合，为当下国外的疫情应对提供了经验，为完善我国公 共卫生防控体系以及未来突发性公共应急事件的管理提供了政策参考。 此外，本文利用武汉一家定点医院的新冠患者诊疗记录，定量分析了从“医疗挤兑”到 “普惠医疗”的防控策略转变对新冠医治结果（病死率和愈后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相 比早期的“医疗挤兑”阶段，武汉实现“应收尽收”的普惠式医疗后，新冠患者的病死率明 显降低；院内医疗资源的稀缺程度下降（联排氧装置启动、医患比例上升）也显著降低了新 冠病死率，其中高龄患者和危重患者病死率的下降更为明显；经历了“医疗挤兑”的新冠患5 者，治愈出院后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说明“医疗挤兑”存在对患者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 本文的分析为成功应对医疗挤兑的健康收益提供了实证证据。 本文的分析建立在大量详实的一手资料基础之上，其中主要包括2020年8月在武汉收集 的调研材料和定点医院的新冠患者诊疗记录。在调研期间，我们走访了武汉主要的传染病医 院、（疫情期间的）定点医院和120急救中心，与医院的管理人员、医护人员进行了长达50 小时的访谈。我们还向社区防控人员了解了社区的防控情况，并对几十名新冠患者进行了深 入采访。这些调研资料为我们客观、全面地总结武汉的防控经验提供了支持。通过对定点医 院患者诊疗数据的定量分析，在微观层面评估从“医疗挤兑”转向“普惠医疗”导致新冠的 救治效果差异。本文结合了调研资料和微观数据、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定性和定量分析的 不同优势，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从文献角度看，本文使用目前国内样本量最大的新冠患者数据，首创性地分析了医疗挤 兑的影响，填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首先，此前疫情研究的医学文献中不乏对新冠医治的客 观规律的分析，但是其大多使用的是早期新冠患者的数据且样本量非常有限（Sanders et al.，2020；Huang et al.，2020；Chen et al.，2020; Wang et al.，2020），使得其基 本结论难以推广，存在外部有效性制约。本文采用武汉一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内全部（逾千 名）新冠患者的大样本数据，在患者样本量上为现有研究之最。此外，该数据包含了每个患 者详细的治疗信息，时间跨度从1月至3月，这使得我们能对新冠医治的客观规律进行更深入 和全面的研究，结论也更具一般性意义。其次，通过对患者愈后情况的追踪调查，我们得以 对新冠患者愈后的生理、心理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目前，少量对于新冠患者愈后情况的分 析主要集中在身体健康方面（Mo et al.，2020；Xing et al.，2020）,对愈后心理健康的 研究还很不足，本文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最后，现有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尚缺乏对“医疗 挤兑”问题的讨论，本文利用中国武汉的经验填补了这一研究的不足。 全文余下的内容由三部分构成。第二部分分阶段讨论和总结了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历程；第三部分利用武汉某定点医院的患者大数据分析医疗挤兑对新冠救治的影响；第四 部分总结全文，并对如何健全国家公共卫生防控体系提供政策建议。 二、对武汉疫情防控的回顾6 从防控角度，我们可以把历时不到 3 个月的武汉抗疫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2 月底至 1 月 20 日的“被动响应”阶段；1 月 23 日至 2 月 10 日的“积极防控”阶段；2 月 10 日至 3 月 18 日的“应收尽收”阶段。从医疗资源利用来看，“武汉阻击战”经历了从疫情暴发 初期的“医疗挤兑”逐渐过度到“普惠医疗”的全过程，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对疫 情的全面控制。图 1 中回顾了武汉疫情防控的全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下面我们就每个阶 段，着重于疫情防疫和救治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图1 武汉抗疫时间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政策文件、公开信息和调研访谈记录整理。 (一) 被动响应阶段：2019年底-2020年 1月 20日 12月 8 日，武汉出现首位“不明原因肺炎”感染者，12 月29 日，武汉金银潭传染病医院 收治了第一批共 6 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12 月31 日晚，武汉市政府根据相关病例溯源 决定关闭 “华南海鲜市场” 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1月5日， 经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确认， 该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武汉市开放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汉 口医院作为接收“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1 月 15 日，武汉卫健委发布了第一版 诊疗方案，并宣布“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治疗费用可通过医保报销。但是由于对未知疫情的 情况缺乏了解，这一阶段总体防控的措施相对被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防止疫情扩散方面，信息未及时公开造成了疫情的加速传播。由于对新型的传 染病存在未知并缺乏科学的判断，官方未能及时公开信息并对疑似感染者采取居家隔离。武 汉当地居民，特别是“华南海鲜市场”所在的汉口区居民，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得到有关疫 情传播的信息，造成了群体恐慌和小范围的医疗挤兑（主要集中在汉口的医院和临近的武昌 区的部分医院），这也使得疫情通过社区人员流动和医院患者聚集开始更快的传播。其次， 在收治方面，医院不具备传染病确诊条件，收治困难。由于尚未形成对新冠肺炎的医学诊断7 标准，非传染病医院不具有传染病检验的条件，所有疑似患者的确诊检验需要层层上报。确 诊过程往往需要耗时一周以上，导致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收治。这也使得很多感染者暴露在社 区和门诊中，增加了传染的可能。感染人数剧增和医院床位紧张导致了严重的医疗挤兑，表 现为各主要医院门诊、急诊爆满。与此同时，医护人员防护措施未能完全到位，使得医护人 员出现感染。 (二) 积极防控阶段：1月 20日-2月 10日 1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情况。习近 平总书记迅速对疫情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国和湖北省启动“一级响应” 。1月 23日，“武汉市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防控指挥部”（简称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并宣布武汉“封城”，即机场、火车 站、 高速公路等离鄂通道关闭， 所有市内公共交通停止运行， 拉开了 “武汉阻击战” 的帷幕。 从武汉封城开始，防疫工作由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安排，其中包括了救援物资的统一调配，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兴建和对口支援政策的发布等。武汉陆续开设只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 35 家定点医院，开建火神山医院（2 月 2 日交付）、雷神山医院（2 月 8 日交付）。2 月 3 日，方舱医院开建并开始设置社区隔离点，两天后第一家方舱医院开始收治患者。 这一阶段的主要防控措施为通过“封城”和“封小区”等措施切断传播途径，疫情的社 区传播得到有效控制，但家庭内部成为主要传播途径。封城和小区封闭管理极大地减少了社 区间和社区内的人员的流通，从而阻止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社区传播明显减少。然而，由 于无法及时入院治疗，潜在的感染者只能居家隔离；而居家隔离措施往往不到位，导致了家 庭集中感染病例的上升。 在救治方面，疫情指挥部通过迅速设立定点医院和新建临时医院来满足救治的需要。但 是在前段时间累积的传染病例爆发式增长，新增的床位数难以满足大幅度增加的床位需求。 封城开始阶段，武汉市预计开放 3000 张病床来应对疫情。1月 20 日，武汉择定第一批新冠 患者定点医院，包括汉口医院 、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提供总计 1000 张床位。此后，武 汉迅速开放了第二批 7 家定点医院，约 2500 张床位。到 2 月 1 日，随着更多定点医院的陆 续开放，病床数上升到 6800 张。然而，由于确诊标准不清晰造成了对实际感染人数的低估 和此前防控不利导致的患者数量大幅增加，床位数的开放速度远不及患者增多的速度，医院8 床位仍供不应求，“人等床”现象大范围存在，医疗资源供求矛盾导致的挤兑现象仍然普遍 存在。 以武昌医院为例，武昌医院与疫情爆发地仅一江之隔，作为新冠定点医院开放发热门诊 的第一天（1 月 22 日）接诊人次飙升到 600 诊次，是平时的 30 倍，最高达到问诊量 1000 诊次/天。这种高强度的门诊接待持续了 10 天左右才有所下降。住院救治方面，武昌医院于 开放 504 张标准床位收治新冠患者，只开放当天（1 月 24 日）就接收了近 200 个病人，一 天后又在指挥部的调配下接收了 527 位病人。与此同时，其门诊人数在不断增加，等待住院 的患者一床难求。武汉市 120 调度中心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当时医疗挤兑的程度。武汉封城后 电话量爆增，1 月底最多的一天电话量达到 15000 次/天，是平时电话接入量的 6-7 倍（平 时为 2200 个/天）。 在这一阶段，武汉市除了妇幼医院等用于维持武汉市居民最基本医疗需求的几家医院 外，所有市属医院几乎都作为定点医院满负荷运转，但床位依旧紧缺。患者明显感受到了就 医困难，根据我们走访的患者回忆，他们通常需要连夜排队等检测，确诊后还需通过社区报 备安排住院，通常要等待 10 天以上才能得到救治。 (三) 应收尽收阶段：2月 10日-3月 18日 2 月5 日，湖北省下达“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命令。武汉卫健委发布了第五版诊疗 方案，该诊疗方案放宽了此前依赖核酸检测的诊断标准，将临床症状作为诊断依据 ，大量 无法通过核酸检测确诊的患者被纳入了新冠的医治体系。2 月 10 日后，前一阶段的防控效 果显现，新增感染人数开始减少。与此同时，火神山、雷神山两家临时医院分别于 2 月2 日 和 2 月8 日交付使用，2月 5 日第一家方舱医院也开始收治患者。患者增速的放缓、床位数 的大幅增加以及大规模的外省医疗队和救助物资进驻武汉极大地缓解了武汉的医疗系统的 供需矛盾。武汉的抗疫形势在 2 月 10 日出现了明显的拐点，进入了“武汉阻击战”的全面 攻坚阶段，“普惠医疗”原则得以真正实现。 从我们调研中收集的情况来看，在防疫方面，设立社区集中隔离点将所有发热病人，疑 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都由居家隔离变为社区统一隔离，杜绝了家庭内的传播。在救治方面， 增加了病床供给， 并制定了清晰明确的分层收治计划。 在这一阶段， 武汉病床数量加速上涨， 最高达到 4 万张。按照分层收治原则，重型患者被送往 35 家定点医院以及火神山与雷神山9 两家临时医院；轻型患者以及康复出院患者被安排在全市 16 家方舱医院接受进一步的医学 治疗和观察。武汉从“人等床”转变为“床等人”，真正实现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图2 武汉疫情动态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卫健委官方数据。 在武汉调研采访过程中，各主要医院负责人和医护人员均认为，2 月 10 日前后，救治 压力减小，医疗挤兑得到明显缓解。从武汉疫情动态变化来看（图 2），在 2 月 10 日“应 收尽收”政策发布后，短期内确诊人数和在院治疗人数快速上涨，但很快在 2 月 20 日出现 了明显的拐点，累积确诊人数增速下降，在院治疗人数（累计确诊-累计治愈）也从高峰开 始逐步降低。3 月 18 日，武汉实现当日零确诊。至此，武汉累积确诊人数为 5 万，病死率 为 5.1%，“武汉阻击战”以胜利告终。 “武汉阻击战”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可归功于有效采取了“防疫”和“救治”双 管齐下的策略。“防疫”是缓解医疗挤兑的首要手段。武汉通过封城阻止了疫情向武汉以外 的进一步蔓延，可以集中全国之力驰援武汉。同时小区封闭管理措施采用社区网格式管理模 式极大地减少了疫情在武汉市内各社区间的传播。抗疫后期，武汉更是借助了“社区集中隔 离”的手段降低了家庭内传播的可能。这一系列的防疫措施抑制了疫情的传播速度，将医疗 需求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为救治创造了先决条件。从医疗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 着从“医疗挤兑”向“普惠医疗”的转变。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有效的公共应急管理和有 效应对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防疫”基础上积极“救治”，可迅速减少现存患者人数，并进一步降低疫情传播的 风险。在“救治”方面，武汉短期内集中各方力量加大医疗供给，同时按需分配医疗资源10 具体措施包括：（1）将综合性医院改为接收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武汉共指定了 35 家定点 医院，并设立发热门诊将潜在传染病患者和其他常规疾病患者有效分流。定点医院解决了武 汉一半以上患者的救治，特别是重症和危重患者的救治，是疫情“救治”前线的中坚力量； （2）借鉴“小汤山”模式，兴建临时医院。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利用 10 天时间建成，共提 供了 2600 张床位 ，由部队接管并承接重症新冠患者的治疗；（3）创造性地设立“方舱” 医院，将大批疑似患者、轻症患者和治愈的患者隔离医治，减少了定点和临时医院的医治压 力。武汉的分层救治方案有效分流了患者，提高了救治的效率，并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三、防控策略转变对死亡率的影响：基于定点医院的诊疗记录 (一) 定点医院基本情况及其代表性 在疫情大规模爆发时期，常设的传染病院无法满足救治的需要。事实上，武汉的传染病 院（金银潭医院）以及肺病专科医院（武汉肺科医院）在1月中旬已经超额收治了800余名的 新冠患者 。为应对医疗挤兑，武汉迅速决定将市属综合性医院，转变为只接收新冠患者的 定点医院，力求满足救治的需要。 武汉市第三医院（简称三院）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三院是继金银 潭医院、肺科医院、汉口医院等7家医院 之后确定的第二批定点收治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 患者达1730人，是除金银潭医院（共收治2200名新冠患者）以外收治患者最多的定点医院。 相比于金银潭医院主要收治的是危、重症患者（占比62% ），三院收治的普通型患者居多 （占64%），重型或危重型患者占比36%，这与武汉全市重型或危重型比例较为接近 ，说明 三院收治的新冠病患对武汉整体的新冠患者群体具有代表性。 图3是武汉第三医院在抗疫期间的大事记。1月8日，三院收治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1月24日其光谷院区（位于洪山区）被指定为新冠定点医院。该院区三天时间腾退了600多名 住院病人，将病房改造成隔离病区，1月27日首日开放就接收了300名新冠患者。由于新冠患 者的救治需要持续的“高流氧”供应，原有的供氧设备远远不能满足救治患者的需要，2月 5日三院完成了装置升级，启用“联排氧”，解决了氧气供给不足的问题 16 。2月8日三院接 到上级调配患者入院的命令，光谷院区在一天内紧急收治了300名新冠患者，床位增加至600 个。2月15日，三院的首义院区（位于武昌区）也被指定为新冠定点医院，并于次日迅速收 治了约300名患者。11 图3 武汉市第三医院收治时间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武汉市第三医院实地调研访谈总结。 为了反映定点医院收治新冠患者期间的医疗资源供需状况，我们利用三院的病案首页 信息，计算了两个院区抗疫期间（1月8日至3月18日)每天的在院患者数（图4-A）和医患比 例（图4-B）。如图4-A所示，光谷院区的新冠患者在院人数从2月10日开始出现迅速增加趋 势，2月15日达到峰值，此后逐渐下降，并于3月18日清零。定点医院期间，三院两个院区共 计有407名医护人员投入到新冠救治的过程中，其中于1月28日和2月2日两次外援医疗队入 驻三院。光谷和首义院区医护人数最高分别达到228和176人。从医患比例 来看（图4-B）， 定点医院期间，医患比例呈现U型变化趋势；设定为定点医院开放后，光谷院区医生数量的 增加远不及患者数的增长，医患比例持续下降；2月10日开始由于患者加倍增加，医患比例 骤降，在2月15日达到最低水平，此后随着出院患者增多，医患比例开始回升 。比较图2可 见，该定点医院患者收治数量与武汉全市病例数变动高度一致。2月10日后患者人数加速增 加，到15日达到救治的峰值，此时的医患比例最为悬殊。而在2月15日后新冠救治的供需矛 盾开始逐渐缓解。12 图4 武汉市第三医院在院人数和医患比例变化（1月8日至3月18日)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武汉市第三医院院新冠患者数据计算。 (二) 描述性统计 武汉三院收治的1254名 新冠患者的基本情况报告在表1中。从患者的人口学特征来看， 平均年龄为60岁，男女比例相当；从基础疾病情况看，患高血压的比例最高，为27.8%，其 次为心血管疾病（12.8%）和糖尿病（12.2%），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占比在5%以下。由于“医 疗挤兑”，患者延迟入院是常见现象。平均来看，患者从出现症状到入院需要12天。从入院 症状来看，近20%的患者在入院时有发热症状，10.9%的患者在入院时呼吸急促 。患者临床 分型大多数为普通型，25%为重型，10%为危重型。将近三分之二的患者使用在治疗过程中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呼吸辅助救治。 从治疗结果来看， 患者中死亡的比例为7.7%。 回访数据显示， 80%以上的患者心理状态良好，有20%的患者感到焦虑、担忧或愤怒 。在出院后，仍有少部 分患者（7-8%）存在咳嗽、喘气、胸闷、乏力或睡眠质量差的问题。患者的收入信息并不包 含在病案首页当中。我们利用患者的详细居住地址匹配居住小区的房价信息 ，用房价作为 其收入阶层的代理变量。患者居住小区的房价为平均1.8万/平米，略高于武汉总体房价均值 1.6万/平米。患者医疗费用平均为1.45万（全部医保支付），最低12元，最高达19.3万元。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总体 2月10日前 入院 2月10日 后入院 差值 （后-前） 人口学特征 年龄(岁) 59.90 （15.62） 56.13 (14.83) 61.64 (15.68) 5.51* 男性(%) 48.17 53.28 45.8 -7.48*13 已婚(%) 94.10 94.44 93.94 -0.51 就业(%) 38.59 46.8 34.8 -12* %基础疾病 高血压 27.75 23.99 29.49 5.5* 心血管疾病 12.84 10.35 13.05 2.7 糖尿病 12.20 9.6 14.34 4.74* 脑血管疾病 4.94 4.04 5.36 1.32 癌症 1.75 1.26 1.98 0.72 入院身体指标 出现症状到入院(天) 12.16 （9.02） 8.67 (5.83) 13.77 (9.71) 5.1* 体温高于 37.3 度(%) 19.38 40.08 9.82 -30.25* 脉搏高于 125/分(%) 0.97 0.52 1.18 0.65 呼吸频率高于 24/分(%) 10.93 14.64 9.22 -5.42* %病情危重程度 危重 10.29 64.39 64.34 -0.06 重 25.36 18.94 28.32 9.38* 普通 64.35 16.67 7.34 -9.32* %呼吸救治 吸氧 57.10 66.16 52.91 -13.25* 无创呼吸机 7.18 13.13 4.43 -8.7* 有创呼吸机 2.79 4.04 2.21 -1.83* %医治结果 死亡 7.66 13.89 4.78 -9.11* 出院 92.34 86.11 95.22 9.11* %出院后心理健康 心理状态良好 82.58 83.28 82.28 -1 感到焦虑、担忧或愤怒 17.42 16.72 17.72 1 %出院后身体健康 咳嗽 7.31 8.43 6.79 -1.63 喘气 7.74 8.97 7.17 -1.8 胸闷 7.53 6.23 8.13 1.9 乏力 7.20 8.14 6.77 -1.37 睡眠质量差 8.64 6.1 9.81 3.71* 收入阶层与治疗成本 收入：居住小区 2019 年 末房价(元/平方米) 18394.87 （5426.14） 19462.67 (5793.03) 17931.31 (5195.45) -1531.36* 诊疗费用(元) 14517.08 （19034.60） 20586.8 (25754.02) 11715.68 (14111.89) -8871.12* 样本量 （入院患者数量） 1254 396 858 46214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分别指基于t统计量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图5 2月10日前后入院新冠患者房价对比 数据来源：武汉市第三医院新冠患者数据、贝壳技术有限公司数据库。 从第二部分的讨论可以发现，2月10日是从“医疗挤兑”转向“普惠医疗”的关键时间 节点，为此表1进一步比较了此前与此后入院病例的基本特征。从人口学特征来看，2月10日 后入院的患者中，平均年龄比之前的高出5.51岁，男性和就业者比重都要更低。这些特征都 是统计显著的，而婚姻状况的差异不显著。从基础疾病来看，2月10日之后入院者中，高血 压和糖尿病患者的比重显著更高， 其他基础疾病的比重也是在增加的， 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由于之前存有较大数量的病案累计，这导致2月10日之后收治的病人中，从出发症状到入院 之间的时间间隔反而延长了5.1天，但入院症状中，体温和呼吸频率在后一时期入院者中表 现要更好一些。这可能也与收治标准的改变有关。但从病情危重程度判断来看，病情危重和 重的比重仍有所上升。各类呼吸救治的比例有所下降。诊疗效果在前后时期有明显差异，治 疗期间死亡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量来看，前后两个时期患者出院后的心 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差异总体上不明显，只有睡眠质量差的人群比重在后一时期的入院者 中更高一些。后一时期入院者居住小区平均房价要略低于前一个时期的患者，医疗费用也相 对更低。这一现象意味着，在应收尽收普惠医疗期间，经济地位相对较差的患者具有更大可 能被收治。这一特征也与图5中的小区房价分布图相一致。 从表1中2月10日前后入院者的特征差异可以看出，后一个时期入院者的社会经济状况 更差，表现为更低的就业率和更高的低房价小区人群；基础病症和危重程度表现也相对更差15 一些，但以死亡率为代表的治疗效果明显更好。这也表明普惠医疗原则下，社会经济状况差 的群体的医疗资源可及性获得了改善，其健康状况也获得了更大幅度的改善， 基于以上数据信息，我们利用计量方法回答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治疗效果方 面，医疗资源紧缺如何影响患者死亡概率？从医疗挤兑到普惠医疗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降 低了患者死亡概率？第二，在愈后康复方面，防控策略的改变对于患者治愈出院后的康复情 况具有怎样的影响差异，特别是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差异性影响？后一个问题可能在一定程 度上具有更为长期的意义。 (三)从“医疗挤兑”到“普惠医疗”对新冠死亡的影响 1. 截面数据分析 为了探究新冠患者死亡概率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医疗资源紧缺 如何导致新冠患者死亡概率上升，我们首先使用患者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量模型设 定如下： 这里的被解释变量 表示在武汉行政区 日期 入院的患者 是否死亡（指治疗期 间院内死亡）。解释变量包括一系列患者的个人特征（ ）,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就 业与否和收入水平 （小区平均房价） ， 以及入院时的症状 （呼吸频率24/分、 脉搏频率=125/ 分、体温=37.3度）和基础疾病情况（是否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脑血管疾病、心 血管疾病、癌症、肾病和肝病）。为了回答医疗资源稀缺性对死亡的影响，我们利用政策时 点变量（ ）来识别医疗资源从匮乏到充裕的两个时间段的新冠患者死亡概率的 差异， 其中 表示患者在2月10日前入院， 为2月10日及以后入 院。根据此前的讨论，2月10日可以作为从医疗挤兑过度到“应收尽收”的重要政策拐点。 此外，为了分析定点医院的重要医治时间节点启用联排氧对该院患者死亡概率的影响， 我们选择2月5日联排氧启动作为识别医院内氧气资源获得性的时间虚拟变量。最后，我们还 关注延迟入院（ ）是否会对治疗结果产生影响，其中延迟入院定义为患者从出现症状 到入院的天数。由于医疗资源短缺，患者入院治疗的及时性存在很大差异，不能及时入院医 治的情况不在少数。尽管回归中已经加入了入院时的症状和入院时间，出现症状到入院的天 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医疗资源稀缺程度。 是患者所在行政区 的固定效应，用以排除16 观察不到的不随时间改变的地区特征导致的内生性。 为回归方程的误差项。系数 衡量 了医疗资源稀缺性的前后两个时间段对新冠患者死亡概率的平均差异。 表2中报告了使用不同政策时间节点作为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中，2月10 日政策时点虚拟变量获得的是在2月10日时间点前后是否存在新冠患者死亡概率的显著变化。 估计结果显示，在给定一系列患者个人特征的前提下，2月10日后“应收尽收”对医疗效果 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患者死亡概率下降了9.7%（显著水平为1%）。在第（2）列中，我们加 入了政策时间节点和高龄（60岁以上）的交互项，以识别医疗资源稀缺与否对高/低两个年 龄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存在不同的影响。 结果显示， 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 0.103）。结合2月10日和交互项的系数，医疗资源稀缺性的改善使得60岁以上老人的病死率 下降了14.4个百分点。为了验证第（2）列中交叉项系数的稳健性，我们在第（3）列中进一 步加入了患者入院时间的固定效应（剔除了共同时间趋势的影响）。估计结果与第（2）列 类似，交互项系数只是略有下降，说明时间趋势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综上，分析发现60 岁